从一定意义上说，“神化”是对“正统化”的加码，是为了树立孔子更大的权威，把孔子从人性世界的典范提升到神性世界的救世主。《古微书》卷二十五中的一则神话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鲁国有个人出海而迷失方向，后来在海上遇到孔子。孔子给他一条手杖，“令闭目乘之归”。此人像哈利·波特似地骑在手杖上飞回鲁国，并向鲁王转告孔子的告诫:不久有外敌入侵，应趁早高筑城墙。后来齐国军队兵临城下，但无功而返。

第五种形象是“僵化”。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孔子的形象到了宋代就渐渐被理学家所“僵化”。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僵化”是“正统化”难以避免的逻辑结果。首先，宋代皇帝进一步制造了尊孔的社会氛围，宋太祖赵匡胤多次去国子监主持盛大的祭孔仪式，宋真宗赵恒亲自去曲阜祭孔，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有了统治者政治上的大力倡导，理学家就努力把孔子改造成只知维护天理、极力遏止人欲的“僵化”形象。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春秋时期的孔子思想丰富多彩，何尝“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呢？孔子曾经提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提倡“君子不器”，意即人们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鼓励人们搞些下棋、射箭有益身心的活动，甚至还赞赏这样的生活态度:暮春三月，穿着春装，集合几位友人去郊外休闲，在河中游游泳，在高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吟唱着诗歌归来。

然而理学家舍此不论，一定要把孔子“僵化”成一个干巴巴只会以天理灭人欲的政治说教者。清代大学者戴震对于理学家的观点严加抨击:“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应该说，孔子这种被“僵化”的形象对于后世起到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近代以来，孔子思想受到攻击，孔子形象受到“丑化”，皆与此不无关系。

第六种形象是“维新化”。晚清康有为搞“戊戌变法”，他需要发掘古代思想资源作为变法的理论支撑。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把孔子塑造为维新运动的祖师，认为“六经”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古人尧、舜的言论而亲自写成的作品。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托古改制”呢？康有为认为孔子以“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意思是说:孔子作为一个老百姓想要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简直耸人听闻，不如假托古代帝王尧、舜的名义来进行，既不使人吃惊，自己也可以避祸。这些言论无疑是康有为的“夫子自道”。康有为想要变法，挽救奄奄一息的清王朝，面对的是一大帮清王朝旧制度的维护者，他只能抬出一个经过改造后的“维新化”的孔子形象与之抗衡。

康有为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中说:“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故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按照康有为的解释，孔子之道的作用是“与时进化”，这无非是说孔子思想的本质是要不断改革，不断维新，否则怎么能跟随时代一起“进化”呢？康有为在这里再次强化了孔子与时俱进的色彩，塑造了一个“维新化”的孔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