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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论坛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尤如“英雄创世纪”。“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连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长征一说始自毛泽东
现在人们知道,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败而被迫转移的,最初的目标是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也就是说最初没有“长征”的计划,也没有“长征”这个词语。而国民党从三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一直将中共的长征诬称为“西窜”。
一直到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才出现“西征”这个词,这还是红四方面军先用的。与此同时,陈云到达莫斯科,写了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也用了“西征”这个词,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刊物,传到了中国。
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也应了毛的一句名言: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1935年下半年,毛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情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经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题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
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红军长征除了中央红军,还有二、四方面军的长征,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为什么在很长的时期里,世人知道的多是中央红军的长征,而对其它红军长征的历史却很少了解呢?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中央、中革军委是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中央红军的领袖就是党的领袖,上有共产国际的承认,又有最多的政治局委员,是中国革命的司令部,所谓“正宗”和“名正言顺”,加之红一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较多,留俄学生也多,写史或写传,就很自然以红一方面军为中心了。而红四方面军将士多为不识字或识字少的贫苦农民出身,加之张国焘长期的歧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识字者常是极左肃反的对象,故而四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很少,识字不多的一般红军干部更难在短期内写出有关四方面军长征的回忆文本。更重要的是,张国焘1937年春在延安被全面批判以及红西路军的失败,使得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一时也没有心绪来写自己的长征经历。
编辑: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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