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前，一支八万六千人的红色大军跨过赣南于都河，踏上了未知的征途。70年前的10月，三支九死一生的队伍在甘肃会宁紧紧拥抱。70年后的今天，我们寻找长征在现代人心中的留存。我们记得他们多少？又懂得他们多少？

★关键词调查：女性视角

在70多年前的长征队伍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女兵。为了解长征在现代人心中的留存，本报进行了“我心中的长征”大型调查。这项由本报与“友邦顾问市场调查公司”共同完成的调查，访问了635名北京青年。调查显示：0.4％的被访者印象最深的长征关键词是———红军女兵。

★感悟留言

信仰，是她们留给我最宝贵的东西。因信仰伴生的那种坚韧，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刘丽丽

融进历史的长河，她们只是一滴滴小小的水珠。她们折射过太阳的光辉，有的光曾抵达你的眼睛，大多数没有。

70年过去了，关于长征中女战士的确切数据，至今无从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总数不会超过五千。据称红四方面军女兵人数有四千之众甚至更多，二六兵团也有相当数量的女兵。

其中，历史记载最明确的当属红一方面军，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一、人数少，才30多人；二、只有红一方面军中，大多数在长征前都不是红军，而是在长征中成为革命战士的；三是她们中后来涌现了许多名垂青史的女革命家：邓颖超、康克清、蔡畅、贺子珍、刘英、邓六金……因此历史痕迹较易找寻。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对历史而言只是一瞬。但对红一方面军的32位女战士而言，却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爬雪山、过草地，从普通女子成长为革命战士。在十万大军中，32个人，就像沧海一粟。但就是这群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女子，为部队筹来了一担担粮，救助了一位位伤员，唱响了一支支催人前进的行军歌。

今年7月，中央文献出版社推出的《她们———三十二个女人的长征》，描绘了这群红一方面军中的“娘子军”。作者刘丽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几乎查遍了有关她们的书籍、影像资料。其实，长征途中的这些女性，并不是女神，她们有强干，也有脆弱，有无奈；有理想，也有七情六欲……她们是在过程之中成就的，她们之所以成就，归结于虔诚的信仰和坚韧的意志。”

“信仰，是她们留给我最宝贵的东西。因信仰伴生的那种坚韧，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刘丽丽说。

★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永不过时；而坚持的原动力是信仰

“红一方面军出发时号称十万，到陕北时仅剩六七千人。途中有耐不住饥饿、困乏而逃走的。但随中央纵队出发的30多位女红军，几乎全跟着毛泽东走到了陕北。”

“最初中央确定的名额共33人，由各方面反复筛选、斟酌，其中有17位妇女干部、中共领导夫人和中央直属机关女干部10人、总政干部6人。”据刘丽丽介绍，女红军曾玉虽不在名单之列，但她从长征一开始就追随部队，和红军走完了全过程。“彭儒在出发后没两天，过河时着凉高烧不退，在董必武的劝说下没再前行；还有一位不知名的江西省兴国县人，随部队转移到湘南后，组织上派她护送伤员到游击区，之后音讯全无，没能走完全程。由此看来，跟随红一方面军走上长征路的女红军实为32人。”

这32个人，刘丽丽把她们分成三类：除去城市贫民———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觉醒了的农村妇女，还有一些城市“中产”，“她们自己有着良好的家境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但身边妇女的不幸遭遇，激发了她们思想深处的同情和反抗意识”，如蔡畅、邓颖超、贺子珍等。

32人中有好几位“海归”：“蔡畅在法国留过学，刘英、危拱之、博古夫人刘群先、李维汉夫人金维映、杨尚昆夫人李伯钊等都在苏联留过学；邓颖超之前去的是日本；陈慧清、廖似光是从香港来的。这群人都是职业革命者，在革命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言及此，刘丽丽说：“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永不过时；而坚持的原动力是信仰。信仰，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失的；它能支撑你达成过程，每个人都在过程中成就；‘中产’也好，‘海归’也罢，都告诉我们，不贪图享受，把民族大义视为最重，敢为天下先，终成大器。”对于今年的“长征热”，刘丽丽认为“大家内心一种渴求，需要一种回归，回到那种率真、单纯、有抱负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