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延安10月19日电(记者刘书云、梁娟)“1935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今延安市子长县县城)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进行东征。当时许多将领包括彭德怀都认为，红军初到陕北，根基不稳，不宜东征。”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米世同说，“毛泽东分析当时形势并最终说服大家取得统一意见。在东征作战前考察黄河地形时，毛泽东还直抒胸臆，写下了千古绝唱《沁园春·雪》，表达了东征的豪情壮志。”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刘煜说，历史证明红军东征取得了“一箭三雕”的效果。首先红军以抗日先锋军之名出师东征深得民心，东征后红军成为“抗日救星”上了全国的报纸，阎锡山和蒋介石因与红军作战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东征前毛泽东就分析认为，东征山西，可以进一步向北转进绥远或东进河北，开赴抗日前线，争取对日直接作战，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抗日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走向新的高潮。同时东征可以避免同有抗日要求的国民党东北军、第17路军作战，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其次，红军东征巩固和扩大了影响，筹集了经费。毛泽东认为，红军进攻山西，威胁阎锡山的老巢，可以把晋绥军调回山西，缓解陕北苏区的军事威胁。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便于红军扩大兵员，解决给养以及筹款和征集作战物资。东征红军共消灭敌人7个团兵力，缴获大量武器，扩红8000多名，筹款30余万元，达到了陕北苏区在“发展中巩固”的目的。

同时红军东征山西时，在山西的20多个县播下了抗日的种子，激起了山西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热情，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为日后“八路军”东渡黄河到华北主战场参加抗日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而当时的陕北根据地北临长城和长城外荒无人烟的沙漠；西面宁夏、甘肃边境地区，地瘠民贫、人口不多；南面的关中、渭北地区，物产丰富，人口密集，但靠近国民党军的西北大本营西安，有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8个多师驻守；只有东面的山西提供了红军的发展空间。山西军阀阎锡山号称有10万晋绥军，但缺乏同红军作战的经验，同时山西也是日本急谋之地，是红军对日作战的直接通道。

1936年2月18日至20日，红一方面军下达东征作战命令和补充指示。20日20时，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东征作战，至5月2日，毛泽东、彭德怀根据新的形势下达西渡黄河的命令，历时70多天的东征遂告结束。

东征之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和西北地区国民党情况，中央又决定，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81师等一万三千人进行西征，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策应红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北上。

长征胜利之后，红军紧接着进行的东征和西征，建立了拥有200万人口、约13万平方公里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也发展到2万余人，并与国民党东北军、第17路军建立起日益广泛的统战关系，巩固与扩大了陕甘苏区，为胜利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实现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根据地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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