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在接见工交口各单位造反派代表时，周恩来强调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他说：余秋里是从“红小鬼”上来的。他在大庆艰苦创业，到小计委后，搞计划工作有成绩。他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党中央需要他。主席讲过多次，余秋里要保。在余秋里被造反派批斗期间，周恩来每次都派联络员跟随，并让联络员事先跟造反派约法三章：只能批两个钟头，到时间即放人；不能搞体罚；不能把人抢走。

1月28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造反派代表，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说：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江华是井冈山革命时期的老同志，是少数民族，主席再三说要保。

1月29日，时任周恩来联络员的刘西尧被二机部造反派头头扣留，周恩来得知后，嘱咐秘书告诉二机部九院的造反派头头，不能扣留刘西尧，中国科学院的事，还要他去办。

1月31日，为保护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周恩来就以需要治病名义将秦基伟接来北京一事批写道：“告叶剑英，赞成将秦基伟接来北京。”

2月1日，周恩来在接见工交口造反派代表时，批评他们对领导干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游街等变相体罚的做法。他严肃指出：不能认为各部委、各省市的负责人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代表人物。各省、市统统都是“黑帮”，那十几年来毛主席的“红线”又体现在哪里呢?他还明确表示：谷牧不是“黑帮”，他在国务院有工作，不要揪来揪去。在讲到大庆油田时，他说：大庆最近很乱，反对余秋里，反对王铁人。我很着急，恨不得飞去看一看。

2月19日，周恩来收到“新北大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总部、中国科学院革命造反团等组成的“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西郊筹备处 ”写来的信。信中提出：要求在2月26日、27日召开“斗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信中还列出两天准备“揪出来示众”的28人名单。26 日“揪出来示众”的有：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吴晗、林枫、蒋南翔、陆平、彭云、张洁清、陆定一、周扬、吴冷西、林默涵、许立群、熊复、夏衍、严慰冰。27日“揪出来示众”的有：罗瑞卿、萧向荣、梁必业、苏振华、徐子荣、郝治平、杨尚昆、安子文、曾三、李伯钊。

周恩来看了来信，在这些同志的名字下重重地划了一道横线，并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 “请研究他们提出的口号‘下扫’是否合适?并请派人一询，这个筹备处要揪这么多人出场，是否在斗、批上有利?”实际上，周恩来是不同意揪斗彭真等同志的。当时受命保护彭真等同志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回忆说：“造反派要批斗彭真，也是一两万人的大会，总理不给。江青批评我们，说什么你保护的人光开红灯不开绿灯?总理没办法了，对我说：给他们吧。但你们要保护。怎么保护呢?周总理说：你们找一架直升飞机，在东郊体育馆外面找一个场子，上面用布盖起来。什么都准备好，驾驶员在门口坐着。万一这一万多人要冲，你们挡不住，就把彭真拉上飞机弄走。”

摘自刘武生著《周恩来的晚年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