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恩来:保护党、政、军领导干部
2008年03月05日 14:51书摘 】 【打印

——1966年8月24日,为了有组织地集中向红卫兵宣传、解释党和国家的政策,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北京新市委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并由市委书记雍文涛主持总站工作。26日,周恩来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随后,9月1 日和10日,在两次红卫兵座谈会上,周恩来听取红卫兵们的意见,并有针对性地向他们宣传、解释党和国家政策。对于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宣传、解释党和国家的政策的情况,雍文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大局所作的不懈努力》一文中写道:

“正确宣传、解释党的政策,首先是我们的周总理。从8月下旬总站成立到 12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的3个多月时间里,周总理为教育引导青少年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无论是大型会议,还是小型个别会见,周总理都不失时机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作了大量工作。有些会议长达四五个小时,有些会见谈话则是通宵达旦进行的。周总理在青少年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那种不辞劳苦、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激发了同志们宣传党的政策的热情,克服了畏难情绪。”

——10月3日,周恩来接见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时说:党内领导人犯了路线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绝大多数党、政领导机关不是黑帮,属于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对兄弟民族领导干部要抱爱护态度,要体现党的民族政策。破“四旧”、立“四新”也要经过社会调查,这是个长期任务。中国封建统治时间那么长,封建势力那么浓厚,习惯势力那么大,要一下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在大民主下,要有高度的集中,有些权力不能下放。法律逮捕权应掌握在法院手中,宣传权,党报、新华通讯社、广播电台等,不能由哪个红卫兵组织使用。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你们就会出偏差。

——10月15日,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有关人员时,针对有人提出“上海以总理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讲话为盾牌,压制革命”,明确指出:“我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革命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讲过多次了。”

——10月28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对前一时期研究制定的一些有关“文革”的政策规定,作了实事求是的解释。在谈到有关干部政策问题时,他说:对党、政各级领导,红卫兵有权要他们到现场解释问题,检讨承认错误,但无权决定停职反省和罢官,也不应该扣人、抄家,也不要打人、体罚。要向红卫兵讲清楚这些政策。对红卫兵做工作,我个人的经验,有四条:一是敢于挺身而出,跟他们接触;二是热情支持他们;三是先当学生,才能当先生,灌输式的没有不碰钉子的;四是站稳立场,解释政策,不能什么都让。

——1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来京师生和群众组织代表时强调指出:要区分两类矛盾,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一般说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他还说:大民主,也应该有个限度。谈民主、自由,要与集中、纪律统一起来。要尊重、信任专政机关和人民解放军。对各级党、政领导的罢免或停职反省,是各级党委和中央的权力。最后通牒的方式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

——1967年1月25日,周恩来在“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讲话,强调指出:夺权斗争要严肃认真,不能放任自流,不允许无政府状态。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要扩大打击面。“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不能说因为革命了,愿意怎样就怎样。这是无政府主义。 ——1月29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时,严肃指出:戴高帽子、罚跪、扒领章、游街、抄家,这是不好的,是对解放军的污辱。当权派也有好的,任何时候都要一分为二。当得知造反派不唱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时,他说:人家有一点错误,就连人家歌子也不唱了?!要唱,我还要唱呢!萧华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过去是“红小鬼”。

——1月31日,周恩来接见全国机要人员代表时,严厉批评北京的一些造反派随意抓走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违法乱纪行径。他强调说:一定要事前打招呼,不然,可能会出意外的乱子。这个乱子不是小乱子,是关系到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问题。他还特别嘱告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秘书局和国务院秘书厅的工作人员:“就怕我们内部插一刀,背后插一刀,我们毫无防备。”

亲自出面采取种种保护措施。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策划和纵容下,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不顾党纪国法,恣意违法乱纪,强行点名批判和揪斗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面对日益严重的“文革”肆虐,周恩来焦虑不安,心急如焚。他在主持制定和宣传“文革”有关政策的基础上,进而对被冲击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亲自出面采取种种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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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刘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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