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

当时，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认为，培养一些红色资本家，利用这些人来突破英美国家的围堵，帮中国去吸收外汇、开展对外贸易、打通国际关系，吸引非洲兄弟投票。当时惟有的两个对外出口，就是澳门和香港。

“这的确可以说是‘战火中的友谊’，最关键的就是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韩战，这是判断你是亲中共还是反中共的依据。当时敢去走私医疗物品、后勤物资的，真是要冒着生命危险。”谭志强说。

当时，由于中国没有制空权，美国飞机天天在香港、澳门巡逻，看到可疑的船只，就直接扔炸弹。而中共的海军也不成熟，国民党的军舰在珠江口游弋，偷运军需物品到内地、支持抗美援朝的风险非常高。

尽管“出去了就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但霍英东等人还是把一船船、一箱箱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港澳运往内地。在赚得百万港元的同时，也为自己积累了深厚的政治资本。

霍英东的老友何贤，本来是资深的国民党员，作为国民党澳门支部的常委，1952年前后，他在中共驻澳门代表柯麟的游说下“投诚”。

此后不久发生“关闸事件”，中葡双方士兵交火后，何贤凭借与澳门总督的密切关系，穿梭于两方之间，有时一天竟3次往返。最后中葡双方达成妥协，何贤被市民尊称为“华人澳督”。

与何贤一样，崔德祺原本并不亲共，他利用家族和葡澳政府的良好关系，一直在经商。直到1966年澳门发生葡警殴打市民的“12·3”事件后，方投向中共。

对于这批爱国人士，中共日后也给予了极高的政治待遇。如安子介、霍英东、马万祺等，都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政治资本遇到良机，便迅速转换为现金资本。1979年大陆改革开放后，这批人也利用老资格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到内地寻觅投资机会。如霍英东等，大部分财富其实主要在1979年后积累。

此后，在中英谈判、中葡谈判的关键时刻，“建国干部”们又利用自己在港澳奠定的深厚根基，促成两地的顺利回归。

“当年韩战那一批人至少都应该有20岁以上，现在都应该是80岁上下，陆陆续续凋零也是正常的。”谭志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