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

近日广东教育出版社专人送来《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一书，并邀我参加5月26日为此书发行的座谈会。由于身体不适，我只能写几句话，作为一个发言吧。

任仲夷同志在大学读书时投身革命，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我们有过十分相似的经历，然而我们之间过去并不熟悉。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虽同他有过接触，但对他的认识多来自他人之口。

大家最早称道他的一件事，是关于张志新的平反。1977年3月，任仲夷调辽宁省主持工作，其时，“两个凡是”的影响还相当大，他顶住压力，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积极平反冤假错案，反对“两个凡是”。他佩服胡耀邦为平反冤假错案时提出的“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精神，决心为平反冤假错案要“敢上刀山”，不惜冒政治风险。1979年1月，张志新的问题提出后，他批示“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2月，再次强调：“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这时华国锋正在辽宁视察工作，有人请华为张志新题词，华未予理睬。华的态度没能阻止任仲夷为张志新平反昭雪的决心。他说：“不题词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干。”3月，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召开平反昭雪大会，追认其为革命烈士。4月，《辽宁日报》刊出了《为真理而献身》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的编辑看过这篇文章后，都极为感动，决定转载。稿子送胡乔木审查，乔木压了一个月不退回，经报社一再追问，才说，这事太惨了，对党的形象损害太大。后来报社将这一情况报告胡耀邦。耀邦说，张志新是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人民日报》应该刊登。于是《人民日报》不仅加编者按转载了《为真理而献身》一文，同时还组织了一些文章，连续报道。此后《辽宁日报》则在任仲夷的支持下，对张志新的宣传持续了5个月，编出了20多个专版。当年宣传张志新，推动了全国揭批“四人帮”，为思想解放加了一把火。

没有2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今日之中国。打仗要有先锋，办大事难事又何尝不如此。任仲夷是改革开放真正的先锋之一：他是最早支持批判“两个凡是”的三个省委书记之一；他较早提出“由穷变富”是革命的目的；他较早提出“生产力标准”问题；第一个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他是第一批支持松绑的省委一把手……他在辽宁工作期间提出要把大连办成“特区”。当时中央考虑，特区办在与港澳台毗邻地区更有影响力，没有同意任仲夷的建议。但不久由于这个“特区情结”，1980年中央就调任仲夷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此时中央已批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办三个特区。创办特区是决定中国新的命运的一着高棋；由谁来主其事，则关系此举的成败，这盘棋能否取得胜利。这就是说，这个广东的新领导，必须彻底解放思想，必须冲破重重禁区，必须顶住种种压力。任仲夷以“敢上刀山”的精神，充分利用中央给予的政策，顶住来自各方的非议，甚至要顶住被某些保守人士、高层领导批评为“搞殖民地经济”的压力，他带领省委、特区市委和全体干部闯过一道道难关，在几年时间内，将特区办得有声有色，进行了多种大胆尝试，创造出许多“全国第一”，带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如果只是飞进了几只苍蝇，就要把窗户关住，那就谈不上什么改革开放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就要推迟许多年才能实现。如果当时屈服于种种“左”的认识、“左”的教条、“左”的压力，就不可能出现我们今天的新局面。由于有了特区的成功经验，我们才开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才使邓小平理论有了实践的基础。因此，可以说，任仲夷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