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展红旗如画

曾联松后来写了篇文章《我设计五星红旗》，记述了自己当时的设计过程:

“如何做到既能表达多种特征，又能体现庄严简洁为主的要求呢？我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是易事。十多天里，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涂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我首先着眼于政权特征，要把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人民解放军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广大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这个意思在国旗上表达出来。为此，我设计以红色象征革命；以一颗内含镰刀斧头的大五角星象征共产党，象征人民军队；以四颗小星代表广大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每颗小星均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大星引导在前，小星环拱于后，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团结。

“以五星结构象征政权特征的考虑定下以后，接着考虑如何表达中国特征。为简洁起见，力求寓意于五星之中。我将五星结体排成椭圆形，像海棠之叶，寓表疆土版图；四颗小星则兼指四千年历史和文化；星呈黄色，象征黄色人种。构思至此，我开始得意起来。

“最后设计五星在旗面上的位置。我剪好大小五颗星，在旗面安排各种布局，注意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当安置到左上方时，顿感全局豁然开朗，眼前星辰金碧辉煌，神州河山辽阔。凝视着这个图案，我感觉庄严而显华丽，简明而具气势，顿时兴奋得手舞足蹈。”

妻子项佩瑜说:“那时上海刚解放不久，夏天很热，他晚上就钻到阁楼上写写画画，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每天早晨，我从阁楼上都扫出一堆剪得很乱的油光纸，有红色的，黄色的。他这个人不愿吭声，不像有的人事还没办先张扬出去。直到后来中央来信了，证明了国旗是他搞的，我才知道那些日子他是在阁楼上画国旗的。”

熟知曾联松的友人惊讶:“当我晓得他要设计国旗，觉得他太天真了，一国之旗怎么会由小百姓来画呢！可是，他这个人办事认真是出了名的，在阁楼上搞了一个多月，真没白费工夫，做梦也想不到，这国旗真就采用了他的设计。”

当年瑞安中学的学生何仲麟，考上了国立上海商学院，在上海与曾联松有密切来往。他说:“先生看到征求新中国国旗图案后，就向我借圆规。他虽不是从事美术工作，但对美学有过研究。由于热爱新中国，一颗火热的心，促使他用手工纸、圆规等最简单的工具和材料，设计出美观大方、寓意深远的五星红旗。当时报纸上很少作专题报道，先生也没有更多的谈论。一直到一九五一年的春节，先生才将全国政协奖给他的纪念刊集及奖金一事告诉了我，才知道五星红旗是先生的杰作。我高兴得直喊:‘先生怎么今天才告诉我呀！’他说:‘五星红旗的诞生是许多人智慧的结晶，成就并非属于我一个人。’他真是虚怀若谷！”

作为国旗设计者，曾联松后来又写了《风展红旗如画》，掏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有人问起，为什么热情洋溢地设计国旗？这是由于经历漫漫长夜，看到晓色云开，抚今追昔，岂能无动于衷。

小时候，我听家乡父老和小学老师的传说，说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接二连三地遭到外国的侵略，割地赔款，受尽欺压。清政府腐朽无能；军阀之间连年混战；老百姓则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也曾听到过孙中山闹革命，共产党救穷人等等。凡此传闻，虽断断续续似懂非懂，但从中知道国弱民贫、长期苦难，于是幼小心灵开始关心祖国的命运。从初中、高中到大学的十年求学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始则侵占我国东三省（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进而把魔爪伸进华北平津，终于发动卢沟桥事件（一九三七年“七七”事件）进行全面侵华战争，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在敌人铁蹄之下，祖国河山更加支离破碎，民族危机陷于极端严重，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金瓯残缺、满目疮痍、灾难深重的时候，每悲“风景不殊，举目河山有异”，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少同学的爱国思想与日俱增，在进步思想影响和进步力量的推动下，我先在南京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在重庆参加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但当时爱国活动不能见容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在白色恐怖之下，横遭打击，更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是坚决抗日，救国救民，确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我是从关心国家民族的安危开始，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进而衷心爱戴，终生追随。

祖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实体。爱祖国就要爱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辽阔国土，爱我们伟大壮丽的大好河山，爱我们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爱我们勤劳勇敢的亿万人民，爱我们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制度，爱我们祖国一切美好事物。

我们可爱的祖国在党的领导下，如沐春风，欣欣向荣。展望未来，前程似锦，万紫千红。象征社会主义祖国的五星红旗更加嫣红壮丽，灿烂辉煌。正是江山如此多娇，风展红旗如画。(袁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