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上海“八一三”抗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大学无法在南京上课，只得迁往四川重庆。

二十一岁的曾联松，与两同学结伴而行。他的行李十分简单，仅一个铺盖，一只小拎箱。三人到了武汉，在一个小旅馆里，席地而睡，等待去重庆的船期。等了十来天，才买到船票。

从武汉到重庆，逆水行舟，那艘拥挤不堪的轮船，沉重而疲惫的汽笛声，直让人心里发毛。惴惴不安的水流，在峡谷中惊惶四散。

忧愤，满腔的忧愤，像一个个旋涡，越旋越急，越旋越急，猛然，撞击在礁石上，溅起了无比的惊骇！

夺口而出，曾联松作《负笈入蜀》:“国破山河异，人亡四海忧。烽烟燃大地，血泪染卢沟。天下兴亡责，匹夫赴同仇。溯江正负笈，直上险滩头。”

心潮难平，曾联松又作《瞿塘峡口望白帝城》:“多少兴亡事，烽烟付水流。三分成鼎足，一蹶失荆州。峡口瞿塘险，孤城白帝秋。岂无隆中对，吴蜀损同仇。”

轮船在水上足足走了一个多星期，才到重庆。上岸后，三人各奔东西。曾联松找到了沙坪坝，向中央大学报到。那些临时搭建的竹棚，便是读书的课堂，便是睡眠的宿舍。大寝室住一二百人，双层竹床之间的通道只可侧身而过。

抗战时期，大家过的都是苦日子。然而，心中的那团火在燃烧，照亮明天的希望。再苦，也不怕。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治系的同级同学黄大明，介绍曾联松加入学生抗日联合会，这是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曾联松和几名同学创办了小型流动图书馆，把同学手中的进步书刊集中起来，转借给同学们阅读，作为宣传抗日活动阵地。在校外，曾联松常常到磁器口，参与这里以学生自治会名义举办的群众夜校，吸收那些失学青年来学习文化，教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形势。

一九三八年五月，又是同学黄大明，介绍曾联松加入中国共产党。十月，中共沙（坪坝）磁（器口）区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曾联松任区委宣传委员。

沙坪坝小街上，经常有头戴钢盔的宪兵在游动。一九四○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员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月黑风高，四处阴森森。地下党组织紧急通知转移，曾联松设法离开了沙坪坝。不久，上级组织也撤离。从此，曾联松和党组织失去联系。

“茫茫云雾锁山城，却有嘉陵日夜鸣。坝畔潮声催鼓角，林间月色侣黎明。方期江阔浪无限，却恨水浅石纵横。蜀道艰难秋萧索，长风万里雁南征。”曾联松在艰难的一九四一年，作这首《蜀道艰难奉命离渝》，心中的希望之火不灭。离开重庆，经贵阳，去桂林，一路风餐露宿，辗转流离，几乎走了一个多月。

在桂林无着落，经湖南衡阳，绕道江西，到浙江金华，又到山区丽水。曾联松经朋友介绍，任浙江省合作金库经济研究员。不料，这个设在丽水的浙江省合作金库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机构实行裁员，曾联松被减员解雇。

战火纷飞。流离失所。路途茫然。一筹莫展。曾联松拖着病体，回到家乡瑞安。

一九四四年一月，曾联松承瑞安中学校长的礼聘，执教外国历史课。他就住在校内。后来学校迁往常宁寺，佛堂作课堂，师生散居在老乡家。曾联松教高中世界史，买不到课本，唯有他用一本英文原著。上课时，他看的是英文，讲的是汉语普通话。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央大学的同学勇龙桂来信了。这位老同学后来成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

一缕光透进了窗棂，信上的字一个个明亮起来。勇龙桂说，在上海创办现代经济通讯社，邀请曾联松赴沪共同参与此事。待学校一放暑假，曾联松就启程，到温州坐轮船，乘风破浪而去。

上海霞飞路（现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对面的咖啡馆，老同学约好在这里见面。勇龙桂告诉曾联松，现代经济通讯社是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主持创办的。通讯社的具体工作由勇龙桂负责，安排曾联松当秘书，处理来往信件和稿件。

华山路466号，一个荒芜了的小花园，树木参差，杂草丛生。一间长长的平房，用木板隔成几个小室，供人分住。门虽设而不紧，窗虽关而有缝，灯光互射，人声相扰。集体用一个水龙头，没有卫生设备。这里便是现代经济通讯社的职工宿舍。

曾联松安顿下来，认认真真地当秘书。之后，他才知道，这里其实是地下党领导的秘密经济新闻据点，任务是为党中央提供国统区经济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