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王恩茂打不倒

1967年初，全国上下正在刮起一场夺权风暴。大批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革命、老干部，忽然间都成了这场“革命”的对象，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的王恩茂，毫无例外地处在这场风暴的中心，被新疆的造反派视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面临被打倒的风口浪尖上。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指示要各省区市、各大军区一把手，到京集中参加学习班，“提高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后来才知道，这是毛主席为保护身处一线的“国家栋梁”免受群众冲击而采取的紧急措施。各路诸侯奉诏会集京西宾馆，一住就是十多天。没有人组织学习，也不准外出，如同软禁一般。窗外的西长安街上，不时有游行的队伍穿过，口号声、打倒声不绝于耳。更让这些“封疆大吏”恼怒的是，许多和他们一样的“领导”，头戴高帽子，胸前挂着写有“走资派”、“反革命”牌子，被架着游街示众。

天天眼睁睁地瞅着这一切，封疆大吏们似乎也看到了自己的前景，个个心灰意冷。牢骚话、骂娘声渐渐多了起来。那位少林寺出身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一身虎胆，加上又是个火暴脾气，整天喝完酒就骂街:“造反派什么玩意儿？他若敢动老子一根毫毛，老子就和他们拼了。然后带领一个连，上山打游击去！”

隔墙有耳。这些封疆大吏的一举一动，早被严密地监视着，并天天整理成书面材料上报。于是，毛主席很快知道了。他老人家驰张有度，决定亲自去安抚这些老将们。

那天下午，毛主席要来看望大家的消息，早就广而告之了。提前半个多小时，大家就被召集在宾馆前厅大堂等候。此时此刻，别看这些都是身经百战的“高官”，个个却像受够委屈的孩子似的，等着要向母亲哭诉。个别人已经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浑身战栗。

毛主席来了！身穿草绿色军装的毛泽东，在一大群领导陪同下破门而入，大厅里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毛主席一边往里走，一边和站在前面的同志握手问候。突然，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特别显眼。于是，一边和他握手，一边随口问:“听说新疆造反派要打倒你，怎么样，能打倒吗？”

王恩茂不知该怎么回答，唐突回了一句:“这就看毛主席您的态度了”。

主席边走边笑着说:“我看打不倒”，离开几步,突然回头又叮了一句“王恩茂打不倒”。

但是，这之后全国的形势并没有向他老人家预料得那样，很快平静下来。在“四人帮”的鼓噪下，无政府主义弥漫全国。王恩茂不但被打倒，而且堂堂省委第一书记、开国中将，最终被贬到安徽芜湖地区当了个副专员。

王恩茂将军属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早在1928年5月上旬，他就参加了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8月，他随中国工农红军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并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同年10月，他参与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担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秘书长。1935年11月，他参与了创建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担任中共川滇黔省委秘书长。以后，他又随部队北渡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先后参加了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和红二、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长征的经历，为他一生的奋进，注入了永无歇止的强大动力。1975年10月19日，恰逢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之际，这位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王恩茂，正蒙受“四人帮”的迫害，贬到安徽省芜湖地区当革委会副主任已经一年多了。遥想40年前红二、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的那一幕，王恩茂心中涌起无穷的力量，于是，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多年没有见到主席了，甚为想念，当此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特向主席问好。信中还说，他从红军时期就在部队工作，对部队工作有点经验，现在年龄也不算大，只有62岁，打起仗来还可以上前线，想回部队做点工作。

没有想到，信很快就转到毛主席手上。他老人家当即做了批示:“汪（汪东兴）阅后，送剑英、小平、春桥（张春桥）同志阅处。他现在芜湖，请考虑是否在南京军区给他安一个职位。”不久，王恩茂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政委。

转眼到了1981年10月，党中央决定要王恩茂重返新疆任第一书记，当时他已是年届70岁的“古稀老人”，但雄风犹在。那年的“五·四”靑年节，他跟靑年人一起攀登乌鲁木齐妖魔山，他坚持登到海拔八百多米的山顶，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大气不喘一下。作为随行记者的笔者，惊异地问他“这么大年纪还坚持登到山顶？”他用毛主席的诗回答我:“红军不怕远征难”嘛！

王恩茂将军从二十世纪30年代起，就一直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写日记，几乎没有间断。199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将他从长征开始至全国解放这段时期写的日记整理出版，为研究我党我军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王恩茂日记》公开发行之后，引起很大反响。

1997年冬，我到王老北京的家中看望他。那年，84岁高龄的他双眼已完全失明，起居飮食全靠身边工作人员扶持，一副衰弱、垂垂老矣的样子。但当我拼足了勇气，提出想要一套《王恩茂日记》的请求后，王老立即让警卫员取来一套共五本送我。谁知，我正要从警卫员手中接过书的那一剎那间，王老开腔了:“小白（警卫员），你扶我到书房，我要给送曾坤的书上题字。”“不要，不要！”我急忙阻止。在一旁的王老夫人骆部长也冷不丁喊起来:“曾坤，你不要让王老题字了，他看不到嘛！”

“干什么！”王老突然发起脾气，大声嚷:“小白，扶我起来！”我吓得战战兢兢，恨不能有条地缝钻进去。小白大步跨到王老身旁，同时用眼睛示意我，将他手上的书接过去。我们一起簇拥着王老到了书房，搀扶着王老慢慢坐下来，泪眼模糊地望着王老先用手把书扉页要题字的位置摸准确，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摸着，颤巍巍写下几个如铜雕石刻般的的大字:“赠曾坤同志留念”。王老虽然仙去，但他把“红军情结”又结在后辈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