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沫特莱的身份问题，宋庆龄对宋子文当然只能说，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产党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 1933年5月之前，宋庆龄就已经是共产国际的地下党员了，她当然知道史沫特莱的真正身份。
宋庆龄与史沫特莱（居中）
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l-1937)》第十五卷公布了一封尘封70年的密函，引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陈年往事。
尘封70年的密函
这是一封宋庆龄写给王明的信函，全文如下：
致王明同志
亲爱的同志：
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我提出这些情况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于业已发生的情况，给我提供关于今后行为方式的建议。
一段时间以前，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请求帮助提供资金的来信的答复，我在三个月前给他寄去了一笔款项。此事在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起了联络人作用，通过他，我收到了来信和转寄了钱款。
几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他对我说，蒋介石获释有一些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并且蒋介石在过一段时间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说，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稿也经史沫特莱报道出去了。史沫特莱小姐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并补充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等等。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这些事情要绝对保密。
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他对宋子文说，别指望同这些人合作，“他们没有起码的诚实”等等。这使宋子文极为不安，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地位。
我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我说，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应该是杨虎城干的，还说，无论如何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产党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当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至于史沫特莱小姐，我想说，她不顾不止一次的指示，继续保持着不好的关系，向他们提供资助，然后就要求党来补偿那些由她提议花费的款项。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
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忠实您的 宋庆龄（亲笔签字）
1937年1月26日于上海
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找到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的真实关系的一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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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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