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斗争是长征中压倒一切的问题。军情多变，复杂严峻，军事指挥需要高度集权，果断处之。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在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鉴于以前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缺乏民主，独断专行，故为加强民主，常召集20多人的中央会议，对军事行动开会讨论，集体决策，懂与不懂军事的人都参加，常为军事行动争论，这样既牵扯了精力，更与军情的瞬息万变、需要集权相矛盾，实际上又妨碍了军事指挥。特别是在1935年3月10日，开会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时，唯毛泽东一人不主张打，并以辞去“前敌总指挥（3月5日被任命）的职务力争”，但在“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意见被表决否定，还失去了刚被任命不到一星期的前敌总指挥职务。

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还是毛泽东高明。此事后，为适应军事指挥的需要，毛泽东提议可继续采用长征初期的 “最高三人团”的方式，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以加强和保证军事的集中指挥。据周恩来回忆说：“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张闻天1943年12月也在笔记中写道：“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经过打鼓新场之事，张闻天也认识到军事指挥需要临机决断，经常开会来决定，对军事指挥不利，自己对打仗是外行，成立“三人团”，便于集中，也省掉召集会议的麻烦。于是，经张闻天同意，报中央政治局批准，大约在1935年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附近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从“新三人团”成立看，人选名单是毛泽东提议的，政治局决定的。“新三人团”为什么是这样的人员组成呢？笔者以为，主要是因为周、毛、王搭配是当时的最合理组合，能充分保证军事指挥的集中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行动是服务于目的的。从“新三人团”成立的背景看，当时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军事指挥集中专断，故人不能太多；二是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故人选要有利于此。在当时形势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合应该说是最合理组合，能充分实现这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最重要，但易于实现，因为遵义会议后党内政治生活正常了，周、毛、王都已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此前为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后成为正式委员）。第二个目的的实现就涉及到人选搭配问题，在当时还是很敏感的。三人中，毛泽东自不必说须参加。

就周恩来而言。周恩来和朱德是遵义会议决定的军事指挥者，特别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又兼红军总政委（当时红军中政委负最后责任，权力大于同级军事领导，是各级最高领导），在长征初期实现红军“转兵”和纠正“左”倾军事错误中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红军中都有深远的影响和很高的权威性。加之周恩来为人谦和、灵活、易相处，能在红军高级指挥员及党中央的同志中间起到一种特殊的纽带作用。

周恩来在长征初期和遵义会议前后，就对毛泽东予以极大的信赖和坚定的支持。正是他的坚持，毛泽东才得以随行长征，是他的坚定支持和信赖，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和建议才得以采纳，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更是少不了周恩来的贡献，如果周在“新三人团”中自然会全力支持毛泽东。所以，以周恩来当时的地位、权力、影响、能力，周参加“新三人团”必不可少。

而选王稼祥，人们的疑问就多一点。因为比王稼祥地位高、职位高、懂军事的人有的是，而别人都没有参加，王却为毛泽东提名，且得到政治局批准。笔者认为，这不仅仅因为王稼祥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还有更为重要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