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既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应当说，早期共产党人，是真诚的，为了寻路而有了一个路向，自愿地加入到一个行列里。后来的变故，实在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旧世界的遗风，俄共的习气都交织其间，知识界自然与其发生冲突。国共合作的时期，陈独秀就已经感到了其间的问题。共产国际一味地让共产党消融在对方之中。独立性的存在就可疑了。张国焘的回忆录不止一次地记录了陈独秀的发脾气、愤怒和焦虑，因为他判断的事情与共产国际的代表是迥异的。一种巨大的力量弥散在他的四周，使之不得前行。那时候他感到了党内独立见解的不易确立，个人的真实感受成了罪过。连瞿秋白这样文人气的人，在掌权之时亦带有片面的、伤害他人的一面。政党机器的运作过程，反将个体的人血肉之感抹杀掉了。张国焘这样写道：

他之反对瞿秋白的暴动政策，与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这种儿戏暴动的行为，不合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违反列宁关于暴动的遗训；而且事实上每次暴动都遭受严重的失败。他曾屡次向中央进言，改变暴动政策，但无效果。现在，他极愿与我共同纠正瞿秋白中央的错误。

我则指出我们以往一切对中央的劝告，都被当作机会主义的见解，遭受拒绝了。我慎重建议为了有效地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那滋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如果不是作者记载了这一点，也许我们不会懂得事态的严峻性。在白色恐怖的时期，人的书斋里的设想，大多要破灭的。创立过五四独立精神的人，现在面临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存在。陈独秀被撤掉职务之后，共产国际就已经意识到这位前任总书记潜在的破坏力。俄国的托洛茨基不是被铲除了么？那原因是他有了异样的声音，不协调了。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其主要领导人都不希望有多样的声音，因为那时面临的黑暗过于强大，统一性、共同性要远远重于分歧性、个性。斯大林就担心陈独秀会不会另组一个政党，那样的话，中国革命就完全混乱。张国焘有一次见斯大林时，就被问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