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陈独秀与张国焘，按天分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学者。当时的环境却让他们做了另外一种选择，即由学术而转向政治。这一转向和胡适的政治热情不同，胡适喜欢以学者身份参与社会变革，设计“好政府”等空想的图案。陈独秀与张国焘自愿地放弃了学人身份，甘愿做一个革命者。把五四的文化风潮，从书斋转向社会的内部。本来，一个政党的建立是该有充分的酝酿和思想准备的。但这两个北大人却没有精力在学术的层面沉下心来，造就一个新式的中国思想源。沉重的现实不会让这样的学人沉到书本的深处，他们急于改变一种社会现状，革命才是重要的。《新青年》的另一类人如周作人、钱玄同就没有类似的冲动，他们觉得梳理旧物，引进新学，大量翻译域外学术，培养新的文化土壤，似乎更为迫切。历史的轨迹后来是这样的，更多的读书人选择了前者，惟有京派的几个少数人，却恪守了学术的园地。一向有实用主义传统的中国读书人，还像孔夫子所说的，有献身社稷的悲壮。1920年7月，张国焘到上海访问过陈独秀，他后来作了这样的描述：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发自觉的挺身向前。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虽以1915年9月15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他似未加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不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

关于为什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们谈论得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就我记忆所及，主要是下列各点：第一，社会革命的内涵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第二，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没有实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因中国在可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第三，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仍应从事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只要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去适应的进行，就没有说不通的道理。第四，不应顾虑共产主义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场上，应当有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目标，长期努力来促其实现。要讲革命———不分主张温和或急进———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残酷的镇压，现在我们进而组织共产党，在旧势力的心目中也不过是在十大罪状中加上一条“共产公妻”的罪状罢了。第五，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驱。未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时无夺取政权的希望，但现在就必须认真的发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