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获悉这些情况后，十分震怒，1月19日，致电中共中央称:中共“应该公开宣布和坚决实行这样的方针: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独立，反对日本侵略的措施”。电报认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最后，必须取消她以共产党人的名义和似乎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身份发表演讲的机会，必须在报刊上谴责她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37年1月21日给潘汉年的电报中，也认为她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并解释说，“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该记者现来苏区，当劝其谨慎发言”。

由此可见，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之前，没有得到中共的许可和指示。

1934年4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为出版《中国论坛》，派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同志去中国工作”。同年9月史沫特莱抵达上海，1935年初与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见了几次面。

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1935年5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王明，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康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说，出版反帝机关报的计划已经落入警察手里，“此外，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违背我们的指示，开始会见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国人（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由于警察很了解她，并且在对她进行密切的监视，所以根据她的行踪，一些外国同志和一些中国同志可能会暴露”。因此建议放弃最近一个时期在上海出版合法反帝报的计划；并立即从上海召回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第二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就作出决定，通过了米夫等人的建议。5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贝克做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时说:1935年2月，史沫特莱在北京的时候，由于警察在搜查一所房子时发现了史沫特莱的工作计划，导致了黄文杰（化名科尔萨科夫）等三四十位同志在2月20日至22日接连被捕。

宋庆龄认为，“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这一评价应该说是非常中肯的。为了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安全，她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曹树君摘自《世纪）

更多史海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