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在北京的部分归国留苏学生举行集会，强烈谴责苏联的暴行，对我国69名留学生的英勇斗争表示坚决支持。同日，首都各界数十万人继续举行声援我留学生的活动，抗议苏联当局的血腥暴行。大专院校的学生带着墨迹未干的大标语、大字报、抗议信，贴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生产第一线的北京工人群众、上海工人群众、武汉工人群众等也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外交战线上的广大工作人员、有关专家，分别打电报或写信，向遭到苏联当局镇压的学生致以亲切的慰问。

红场事件发生后，一些国家政府、社会团体、领导人和朋友，以发表声明、讲话或写信、打电话、拍电报等方式声援中国学生。

四十多年之后的反思

时光荏苒，这一事件一晃过去了40多年。40多年后的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莘莘学子也都步入花甲之年。现在再回想这一事件，的确值得我们去很好地反思。

按常理，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学生要求拜谒列宁墓，瞻仰列宁遗容，表达一下对列宁的崇敬本无可厚非。之所以发生那样的事，主要问题出在两条挽联上，特别是对斯大林的称谓上。挽联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样的称谓显然与当时苏联对斯大林的评价大相径庭。我们知道，自从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并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原则进行修正。由于中国共产党不赞成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新的修正和解释，使中苏关系急骤恶化，以致剑拔弩张。在两国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一方的任何“异常举动”都有可能使对方作出激烈的反应。在这种背景下，红场流血事件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对这件事的发生，我们是有责任的。作为单纯的拜谒活动，同学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说也是应当的。但是，在活动前如何组织和安排，显然考虑欠周全，从大局上还是从细节上都是有问题的，况且这还有前车之鉴。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曾发生过类似事件。1965年中国留苏学生同亚非拉国家的留学生一起，举行“抗美援越”游行示威活动，遭到全副武装的苏联军警围攻，中国留学生首次血洒莫斯科街头。同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对驻外人员有明确的规定，“在国外不能搞运动”。或许正是由于我们过于单纯，考虑不周才酿成这一事件。

当然，对于这一事件的发生，苏联方面也是有责任的。中苏两党对斯大林有不同评价，联系到中苏关系的特殊情况，在对列宁举行悼念仪式中加进两条挽联虽然是多此一举，但苏联方面仅仅据此便大打出手，显然是非常不合适的。事后苏方又有意制造假象，往中国学生脸上抹黑，出动军用飞机散发反华传单，对中国学生发动攻势，并不惜借用西方反华势力进行反华活动等，这就更加离谱了，这使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也就可以理解了。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接见戈尔巴乔夫时，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中，邓小平讲：“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用邓小平这段话来反思红场事件也是合适的。（《百年潮》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