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陈金玉、邓玉民、伍来春、黄玉凤、卓天妹等讲述六十多年前自己怎样被迫成为日军性工具的经过。在她们各自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位有着不同性格的女性却有着几乎相同的受害经历，在她们的各自讲述中，日军的丑恶嘴脸也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的讲述，铁一样地证明了当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女性进行性迫害的事实。

卓天妹:我们家住在高子村，18岁那年，日本人到高子村抓人去修公路。那年我母亲去世了，三个姐姐也都嫁出去了，家里只有我和父亲。当时我父亲的岁数实在是太大了，根本不能去修公路，我就被日本人抓去了。

伍来春:日军侵占保亭县时，我是个17岁的姑娘。我家离县城只有5公里左右。日军在县城建立营房据点时，许多乡亲都外出逃难，我家无处可去，当了顺民。当时日军大量征集民工开路、架桥，还占用良田种水稻和烟草。被征集的民工很多，都住在工棚点里。男民工大部分劈山开路，少数种水稻、烟草。妇女负责插秧、锄草、收割或捉烟虫。我也被征去当劳工。

邓玉民:1943年秋天，我和姐姐当了日本人的劳工，劈山开路，种烟草和水稻。

陈金玉:1941年初，日本人在我们这里建据点的时候，我16岁。当时日本人把我抓去当劳工。开始我被派去种水稻、蔬菜，不久就被编入了“战地后勤服务队”，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战地后勤服务队”是干什么的，只以为当了服务队队员比其他劳工要轻松一些。

黄玉凤:1939年冬，日军飞机轰炸了保亭县城，轰炸了加茂镇。第二年春，日军地面部队从藤桥经布巾、芒三侵占了加茂，并在加茂河南岸建立据点。河的北岸是加茂墟，墟上也驻扎一队伪军，离我家毛林村不足一公里。

日军为了尽早开通藤桥通向保亭县城的公路，就在当地大量征集劳工，修路架桥。当时我17岁，常替父母应征劳工。村里每轮须派5个劳工，4天换班一次，村小劳力不多，很快又轮到了。

邓玉民:劳工里还有其他几个姑娘，日军监工看我们几个年轻姑娘长得好看，就指着我们对翻译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当天傍晚，我和几个姐妹就被翻译叫了过去，要我们搬到粮食仓库那边去往，工作是筛米和装袋。

伍来春:我当劳工的第7天，记得是1940年5月，那天收工回住地已是黄昏，我洗完澡就到工棚外乘凉。四个像是出来散步的日军(日军据点离我们工棚约500米)看见我就指指点点、叽叽咕咕。

黄玉凤:我干了几轮劳工，大概过了一个月。一天日军上曹检查劳工干活，发现了我，就向伪军赖进兴了解我的情况，当天就指定不让我回家。我又哭又闹，死活要回家。日军通过赖进兴威胁说，如果不听话，皇军是不会放过我和我的家人的。

陈金玉:进了“战地后勤服务队”后，我就被安排去抓烟草虫。当时天天都有日军监工在监视着我们。在我当了服务队队员后的第7天，我和其他姐妹正在吃午饭，日本兵来到了我们住的工棚，叽里呱啦说了一阵子后，翻译就对我说:皇军叫你现在去他的房间，有事找你。当时我非常害怕，但又不敢不去，就跟着他们去。

卓天妹:日本人把我抓去后，并没有让我去修公路，而是把我押到了位于祖关的军部里。在祖关的军部里，我和其他被抓来的姐妹们白天为日本人干各种杂活，晚上被他们糟蹋。

邓玉民:搬下来第二天，翻译把我带到日军长官住房。那个长官翻译称他松木先生，松木说我长得漂亮，要和我交朋友。我听不懂他的话，经翻译对我说了，我也不明白他的意图，就点点头表示同意了。

伍来春:我听不懂他们的话，心里却特别害怕，就想赶忙回工棚里，但他们堵住了我的路。

黄玉凤:日军上曹是驻加茂据点的小队长，我不懂他的名字，只叫曹长。自从他看中我，派我干的都是轻活。如锄草、捉烟虫，较重的工也只是筛米。有六七个姐妹也被挑来跟我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