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民:1945年8月底，据点里的日军官兵、日东公司里的日本人都有点手忙脚乱的，往外搬运东西，一车车运走。平时被看管得很严的劳工，这时没有人管了，胆大的劳工就背起行李往外走，也没人过来问。后来才知道日军投降了。

我是解放后才嫁人的。

伍来春:1945年，日军投降后，我才回家，也是建国后才嫁人。

因为大家都说我是“日本娼”，所以每次运动我都被点名，受批判。“文革”期间，我被划到地、富、反、坏分子行列，队里重活都让我干，还要接受斗争，贫下中农集会都不能参加。其他姐妹也不例外，常被批判斗争，苦得很。有一个被批得最厉害，后来死了。

黄玉凤:被征集到加茂据点修公路、架桥、种烟草的劳工，每一轮有60人左右。男的开路或砍公路两旁的树丛杂草、运材料架桥，或是整地种烟草；女的锄草、筛米。收获的烟叶晒干包装好就运走；日军运来很多稻谷，由妇女推磨舂成白米，再装袋运走。烟草、白米往哪里运，我们是不能知道的。

劳工来自友具、介水、加答、祖建等10多个村庄，每个村四五人，粮食自带。每轮期满日军给每人发2两食盐，此外什么也得不到。那些被日军指定来服务的姐妹没有任何报酬。

陈金玉:1945年6月的一天，日本人显得很慌乱，他们持着枪进进出出的，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以为逃跑的机会来了，便趁乱、趁天黑溜出了营区，游过加茂河，逃回了家。可刚一到家，日本人就又追了过来，我当时被吓坏了，想这一次被抓住，就活不成了。我就跑到了保长家，保长就对我说快往山上跑，到山里躲起来。我逃的时候，远远的都能听到追我的日本兵在对保长大声喊叫。

我在大山里躲了两了多月。有一天，家里人找到我说“哑客”(当年当地人对日本人的称呼，意思是无法和他说话的人)下海了。我就小心地从小路摸回家，村里人都说日军据点里已经没有人了。

日本人走了后，我就嫁了男人。因为当初我一直不吃日本人发的“预防丸”，所以我还能生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