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所有阻挠起义的企图，终于失败。8月1日凌晨，按照预先的准备，起义正式开始。由于南昌革命力量相对集中，敌方力量单薄，战斗很快取得了胜利，这天清晨，革命军便占领了整个南昌。当天，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8月2日，革命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了当时的组织成员。张国焘虽然有反对起义的企图，但他毕竟是中央的代表，所以，他仍被任命为农工委员会主席职务。另外，革命委员会的组成名单里，列上了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人的名字。张国焘后来说，这是他主张列入的。理由是:“以减少他(张发奎)的反动”，“我主张多玩点黄袍加身的把戏罢了。”

起义之后，部队随之向广东进发、张国焘亦随着部队向南行进。到达江西瑞金时，张国焘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了贺龙的入党仪式。不久，起义部队终因分兵等诸多因素，在汤坑忖遭受挫折。10月5日晚，张国焘与李立三、贺昌等人，乘一艘小渔船，前往香港，三天之后，他们才进入香港鲤鱼门。在香港呆了不久，经组织安排，张国焘等回到了上海。在此之前，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也传达到了起义军中，所以，在船行上海之际，张国焘向在上海的中央负责人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之中，他对此次南昌起义，作了一些判断。其中几点，很能见出他的态度:“主张发动(起义)者，内有少数同志多不明白争领导权的意义，然集吾党国民党工作人员及政治工作人员于一处(吾党政客及平山等)虽主发动实在无出路之心理最多，可谓之左派投机主义。”“彼时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解决农民条例等，都是仓促弄成的，停留南昌共四日，仅仅组织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一二篇宣言，毫无显著的政治表现。”“对于革命认识不清，这些都代表逃亡失败的现状，南昌起义是对的，可在起义中党的作用实在很少，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毫无准备。虽然(谭)平山常说中央历来是取让步政策，只有南昌八一革命是真正领导权，开中国党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可与十月革命并称，但是事实上证明其为左的投机无疑。如此尤争夺政权之准备，亦不可不谓吾党历来之遣毒。”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张国焘对南昌起义的发动，判断为“左派投机主义”，对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前委组织的作用，认为“毫无显著的政治表现。”由此结沦，南昌起义“无争夺政权之准备…亦不可不谓吾党历来之遗毒。”在他眼里，自然是他主张的不发动、不起义为最“正确”。

张国焘的这份报告，刊载在1927年《中央通讯》第七期上，同期刊物，还发表有张太雷总结八一起义的报告。其中“政策决定之经过”一节，明确地对张国焘的作为进行了指责:“后中央又派国焘去(南昌)，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共产)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谭)平山主张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

张国焘在读到张太雷这份报告后，也做出了反应。他很快就写了一封致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长信。在信里，他先后列出九点或事实或分析，为自己辩解。他回溯了7月26日的中央常委会，认为加仑将军是同意不与张发奎分裂，这成了他(张国焘)反对起义的原因之一。加之前而已决定并派周恩来前去，此时义派自己去南昌，感觉国际来电有阻止起义的意思。此外，张国焘还对“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刊《中央通讯》1927年7期)中的“凡在南昌暴动之中，有倾向于犹豫摇动，如等待张发奎态度之表现等等的，显然是机会主义的遗毒”这样一句有针对性的指责，发表了自己看法:“我个人对于八月一日南昌暴动，虽然觉得在这过程中，有许多错误，但是对于那次暴动取‘玩’不得的态度，亦未可一概视之为机会主义。”张国焘并没有深刻反省自己的问题。

接到张国焘的长信后，中共中央郑重地复了一封给张国焘的信。与张国焘的信一起，发表在1927年《中央通讯》13期上: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上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焘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动，这是在前敌的同志(恩来、立三……)都证明的。事实是如此，国焘同志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这种事实答复。信的落款，署“中央常委”。

鉴于各方面的事实和实际判断，中央临时政治局在1927年11月14日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政治纪律议决案》。其中一段是关于张国焘的:“(二)张国焘受中常委会之委托，指导南昌暴动，”可是至九江后，即不执行命令，甚至反对。南昌暴动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反对一切没收土地的政纲。由于他如此上违反中央政策的结果，使全体同志受很大的影响，革命委员会亦随之动摇。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均予除名。

从张国焘在整个南昌起义中的表现看，当时中央的处理是适当的。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受中央委托，去“坚持前敌之发动”。而张国焘却以自己的意图，曲解共产国际电报及中央决议，仅此一点，说他“假传圣旨”，并无夸张。以他当时的身份，“假传圣旨”，影响之巨，可想而知。幸亏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领导人顶住所谓“中央精神”、“共产国际指示”的压力，义无返顾地发动起义，才得免这次具有非凡意义的“暴动”被扼杀。

如今，历史对张国焘已做出了公证结论。这结论，严格说来，是由一个人全部的行为写成的。我们无意说他此次阻碍南昌起义与他后来的叛变投敌有必然联系，但是，他的一些行为和思路，总和他后来的举动的一脉相通的地力。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是在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发动的。它显示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顽强反抗的精神，也激发了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力量。此时，张国焘却充当了一个阻碍这潮流的角色。无论他事后有多少辩解，妄图扼杀并差点断送起义的事实却无法政变。这个历史的责任，必须由他自己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