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北路972弄3号西厢房清静安全，他向岳父借钱租下来，开了一家“向荣面坊”，转做卖面粉、切面生意。店里搭间阁楼，档案被沿墙整齐地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再顺着“墙”外钉一层木板，木板上再糊报纸，又是一堵看不出来的夹壁墙。

陈来生最初接管档案库时，吴成方就告诉他，中共现在也很困难，要他自己设法解决经费问题。可陈家一贫如洗，怎么办？和当时上海几百万失业者一样，陈来生也带着家人跑单帮，在江湾镇黑市买几百斤生蚕豆，租锅灶炒熟后，全家人化装成小贩，秘密穿越日军封锁线，把豆子运到市内的小摊上出售。

在此期间，中央文库的文件多次被中共中央调用。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国共开始新一轮的谈判。当时，以中共谈判代表团团员的特殊身份，可以乘坐国民党方面的飞机往来于西安、重庆、南京之间。谈判间隙，周恩来牵挂着陷于上海多年的中央档案。他派代表团成员、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的刘少文亲去上海筹划全部库藏迁至延安的具体事宜。接到指令，陈来生马上买来两个航空皮箱，将第一批档案5000余份历史文件送到吴成方家，交由刘少文乘坐国民党专机，转道西安，送到延安，交由中央秘书处保存，编号“06”，意思是1946年收进的。

但是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大规模内战开始，中共中央禁止乘国民党飞机携带文件。转移文库的计划只得暂时停止。

内战愈演愈烈，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中统特务在上海大肆捕杀中共党员。陈来生心里明白，自己保护机要档案，随时有生命危险。他提前和家人打过招呼:“一旦我牺牲，解放后，你们要找中共部队最高指挥员，当着他的面打开宝库，不见不打开。”

1948年，吴成方因身份暴露迅速撤离上海，陈来生改由陈惠瑛领导。 1949年5月上海一解放，陈惠瑛就向市委第二书记刘晓汇报了中央文库的情况。

装包打捆统计几个月后，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中共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批阅签发的电报:“大批中共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10月4日，上海市委公开发表嘉奖信，表彰陈来生安全保管中央文库的事迹，同时对其家属表示感谢。

1950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仍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交给中共中央秘书处。

至此，中央文库全部库藏移交给中共中央，中央文库遂告结束。

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共成立最初阶段政、军、工、农、团、妇等所有领域的原始档案，这批“比黄金还珍贵的宝贝”，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昭示着那些曾经为之贡献一切的英雄们！

(摘自美国《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