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上世纪20年代大革命期间，为了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生存发展，我党不得不建立一些对付敌探和内奸的保卫组织，开展情报侦探保卫工作(简称情侦保卫工作)。在复杂的斗争中，我党领导的情侦保卫工作对于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回忆说，如果没有“前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我党领导的情侦保卫工作学习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但规定不许搞党内侦察

我党的情侦保卫工作，是自1925年廖仲恺被刺后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首先创建起来的。

1926年末，中共上海区委组织工人准备武装起义时，又从秘密的工人纠察队中挑选有战斗精神并精明强干的人员，建立起“打狗队”。当时“打狗队”很好地担负了保卫领导人和惩处工贼的任务，确保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保证了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发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回上海，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又组建了中央特科，在建立总务、情报和通讯部门的同时又重建了“红队”(俗称“打狗队”)，专门对付破坏党的叛徒内奸。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特科人员培训班，指派从苏联学习过“格别乌”保卫工作的陈赓、顾顺章等人授课，还亲自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指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指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周恩来随后还规定，情侦保卫工作绝不能像反动阶级那样靠金钱、美色，而主要通过政治信仰发展情报关系。

我党领导的情贞保卫工作学习、借鉴了苏联的情侦保卫的经验，但从一开始便同其有所区别。苏联的“契卡”(政治保卫总局)在列宁去世后便开始涉入联共(布)的内部斗争。而中共特科建立之初便禁止党内斗争中搞侦察，这一原则对防止苏共悲剧的重演起到了重要作用。

●惩处党内叛徒，阻断敌特破坏线索，是我党早期情侦保卫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中共中央特科刚刚展开工作之际，党内出现了一起叛徒出卖领导人的重大事件。因而，对付党内叛徒，阻断敌特破坏线索，成为情侦保卫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租界被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六天后即遭杀害。中央特科负责情报的陈赓等人通过内线关系，了解到罗亦农被捕是由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出卖的。何家兴夫妇的叛卖，使上海党组织面临着极大危险。中央一面紧急通知重要领导人马上搬家，一面让“红队”冲进这对叛徒的住房，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挨了一枪负重伤，就此斩断了继续叛变的线索。

1929年8月24日，由于白鑫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五人在上海沪西区的军委秘书白鑫家开会时突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而幸免。彭湃等四同志遇害后，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白鑫干掉！”特科很快侦知这个叛徒隐藏地，并于11月派“红队”将其击毙。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闻之丧胆，在上海街头不敢随便活动。

●实行“打进去，拿过来”方针，在敌特内部建立情报关系

中共中央建立特科后，对破坏了组织的叛徒实行惩治固然重要，但毕竟只能起威慑作用，从敌营垒中获得叛变破坏分子的线索，才能防患于未然。为此，周恩来在特科建立后为情侦工作提出了“打进去”、“拿过来”的指导方针，这项工作在1931年以前实施得也比较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