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阎明复曾在毛主席身边担任俄文翻译多年，有幸亲历中苏关系那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他最近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上的回忆录，重拾起那片历史的烟云，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
第一次给主席当翻译
195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了世界上5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列席大会。当时我在全国总工会工作，被借调到大会秘书处，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接待工作。南共代表团团长维塞林诺夫是塞尔维亚人，他能用俄文交流。
9月23日，大会秘书处通知说，明天下午三点毛主席要接见南共代表团，让我转告客人。第一次有幸近距离见到毛主席，给他当翻译。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月，对于一个年轻翻译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我既高兴又感到紧张和不安。听说他老人家乡音极重，我能不能听懂他的湖南话呢？他会同南斯拉夫客人谈些什么呢？碰到生僻的词怎么办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困扰着我，当天夜里几乎一直没合眼。
八大是在现在的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会见就安排在大礼堂东侧的会客室。9月24日下午，我陪南斯拉夫的客人到达会客室时，只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早已站在会客室门口迎接客人。一眼望去，毛主席魁梧的身材，身着宽绰的浅灰色中山装，脚穿圆头的黄皮鞋，精神焕发，神采奕奕。我走近毛主席身旁，向他一一介绍客人。主席同客人一一握手后，我正准备随客人一起走进会客室，毛主常突然说，“翻译同志，我们也握握手吧！”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突然了。我急忙走近毛主席身旁，紧紧地握着他的大手。毛主席平易近人的神态和亲切的话语，立刻缓解了我的紧张情绪。这时我看到王稼祥也一起陪同接见，心里便稍稍踏实了一些，我知道他精通俄文，翻不出来的时候可以随时向他请教。
毛主席同南斯拉夫客人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从国际到国内，从历史到现实，从中南关系到中苏关系，还谈到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主席谈的许多内容我闻所未闻，再加上老人家浓重的湘音，我听起来十分吃力，个别词一下子很难找到对应的俄文。两个小时翻译下来，汗流浃背，浑身都湿透了。多亏了稼祥同志，他几次用普通话重复主席讲的话。当主席讲“盲动主义”时，我犹豫着原想译成“冒险主义（АВАНТюРИЗМ）”，他看出我“卡壳”了，便轻声用俄文提醒说“ПУТчИЗМ”。他帮我一次次摆脱了窘境，勉强地完成了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泽的任务。
1957年1月，中办成立翻译组，由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我担任组长，另外两位是朱瑞真和赵仲元。尚昆曾说，国务院有外交部，中共中央有联络部，中办有个小外事机构，指的就是这个中办翻译组。苏联大使受苏共中央委托的事情，既不找外交部，也不找中联部，都由中办主任杨尚昆亲自处理。
翻译组成立后，凡是有关中国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和电报，特别是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接见外国使节、外宾、兄弟党代表的谈话记录，尚昆同志都批给我们阅读、学习，便于我们及时了解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和精神，了解毛主席对当前重大国内外问题的观点，熟悉毛主席的习惯用语，让我们能有所准备，在毛主席和外宾谈话的时候能领会他的精神实质，能比较准确地翻译。毛主席的秘书、中办副主任田家英怕我们听不懂毛主席的湖南话，把他在工作中多年积累的毛主席常用词、词组和成语三大本汇编送给我们，汇编中的“跌跤子”、“摸着石头过河”、“一穷二白”、“小局服从大局”、“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的关系”等等，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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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阎明复
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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