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批评我的第二封信只有“骨头”没有“肉”。我再次上书，有些话是对着毛的心态而言的

1959年初春，“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势头比以前有所减弱，农村开始整顿公社，一些工业指标也有下降。但是，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在整顿过程中，陆续暴露出一些此前尚未察觉的政策性问题。工业方面问题更多，已经下降的指标(如钢产量)仍然同可能实现的产量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一些部门和地方为完成1959年的指标，还在争材料、争设备、争资金。这时我愈发感到问题很多，矛盾丛生，曾反复考虑1959年钢的指标难以完成；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很难办，会影响到全局。一次开会时遇见计委廖季立，他是计委委员兼综合局局长，我们是延安“抢救运动”时一同关在保安处认识的。我直率问他，钢2000万吨到底能不能完成；他也直率答道，不可能完成。有了这个底，我便于2月底或3月初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反映问题的信(这封信的底稿至今未能找到)。信里主要讲了1959年钢产量指标必须下降，并且落实，这样才能免于影响全局。否则，最大问题是同一机部的矛盾无法解决。一机部的主要产品有赖于钢的数量尤其质量，从而电力也是无法保证的。信的末尾，还引用了列宁的话：“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信写好后遇见周太和(陈云的秘书，延安时老熟人)，他将信给陈看了，并跟我说，信中所反映的问题不少牵涉到计委，最好能给富春也看看。于是我将信的抄件送李富春，原件送毛泽东，并说明同时给了富春一份抄件。

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主要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农村人民公社整顿问题。会议刚开始两三天，得到通知，毛泽东要我去谈话。他住在一所很宽敞的花园洋房。进客厅时，胡乔木也在座。刚坐定，他就指着我对乔木说：这个人是不敢做强盗的。转入正题谈钢铁指标落实，对计委的工作有很大意见时，我才醒悟到，刚才的话是指我写给他的信为什么要送一份给李富春看，认为我胆子太小了。谈到我的信，毛说，为什么只给他几根骨头吃，不给些肉吃?我这第二封信写得大概很简要(这同武昌谈话说第一封信“观点不明朗”有关)，主旨在1959年钢的指标肯定不能完成的理由何在，如不立即落实，后果会如何等。看来，这封信内容被接受了。不然，谈话不会如此风趣。出门时，乔木还跟我谈到，去年赫鲁晓夫来北京，请吃饭时，毛问到：苏联有无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赫答：苏联没有这种经验。对这种问话，乔木当时是不以为然的。

我同毛谈话后，受到一定的鼓舞，决心进一步提些意见，于是立即写了第三封信。这封信的底稿保存下来了。从南宁会议到上海会议这一年三个月时间中，我除了自己的水电业务工作外，有一半时间是泡在各种会议和调整计划指标之中，对这种“纸上谈兵”和“画饼充饥”的生活，体会极深；对中央和地方高层决策程序和毛泽东的领导方式及性格特点等，也略知一二。当时心中最焦虑的问题也即经济工作较有经验的干部最关心的问题，是1959年和二五计划主要指标的具体落实。我觉得我可以将这点心情和意见向毛透露了。第三封信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