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跃进”期间，我作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先后给他写过三封信。三封信都是反映我对“大跃进”的观感的。毛对这些信件都表示过他的看法，有的是在小范围谈话中的即兴评点，有的则是在大庭广众中语惊四座的议论。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印象深刻，感慨无穷。

毛泽东听到我说他“不到黄河心不”，不仅不以为意，还笑了起来

1958年6月上旬，毛找我去谈过一次话，说到当年钢铁要翻一番的打算。6月中旬到7月上旬，我到上海主持华东区电力系统下放会议，接着参加华东区计划会议。这些会议是在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后，紧锣密鼓地部署“大跃进”的重要步骤。在开完会议离开上海的头天晚上(7月7日)，我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工作性质的信。我的信委婉地反映了华东地区1959年产钢600万吨的计划对机械工业造成的严重困难，尤着重于发电设备高速增长的困难。我认为在工业全面跃进的形势下，电力供应将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信的末尾指出，“有些事情需要也可以‘霸蛮’(按这是一句湖南土话，即勉强蛮干之意)，但有些事‘霸蛮’也无济于事。”“大家确实都是鼓足了二十四分干劲，但是在计划上很少听见‘留有余地’”，“人们还是不大愿意多听困难之言，困难之言有时也使人难以启口，至少先给自己戴顶‘中游’帽子，才好开讲。”(此信留有底稿)

这封信发出不久，就是8月北戴河会议的召开。北戴河会议决定为实现钢产量翻一番的高指标发动全民炼钢；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号召在全国农村实现公社化。这次会议成为把“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推向最高潮的标志。我的这封信同这种狂热势头太不协调，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当时毛泽东正在“大跃进”的兴头上，对我的这封信自然不会看重。整个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没有找我谈过话，之后也没有见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