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国内一片白色恐怖，他的行踪高度保密，但途中仍曾被日本水上警察跟踪盘查。他参加大会后返回国内时，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绕道欧洲。周恩来到法国巴黎后去找了张若名。他告诉她，他已经和邓颖超结婚，他代表邓颖超问若名姐好。她告诉他，自己虽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并表示决心，要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张若名和丈夫杨堃一起离开北平中法大学前往昆明，除了昆明大学校长熊庆来希望杨堃去该校执教外，也有人说张若名有出于“避嫌”的原因：她的初恋对象，一直和她保持着亲密朋友关系的周恩来率领千军万马就要进城了，以后如何相处呢?还是离得远些好，于是，他们举家南迁昆明。但是，她曾对周恩来盟誓一样地说过，她将永远不背叛共产党，永远保持一个革命者的精神状态为国家工作，而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的这一阴影却始终笼罩着她。她只能时时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期望自己永远当一个革命的“左派”。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他利用这一机会，到云南大学会见了张若名教授和她的丈夫杨堃，并一起共进午餐。据当年随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总理一见到张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总理还问她，想不想回北京工作?在较长时间的谈话中，还谈到他们当时一起闹学潮、坐监牢和在欧洲的一些事。当说到张若名1922年入党等事时，周总理明确告诉她说：“你当时参加的只是团的组织，还不是党的组织。”有人据此说，周恩来这样说是为了保护张若名，因为当时极“左”的政治气氛笼罩着全国，退团比退党的政治分量就轻得多了。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张若名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把哪怕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也要向党交心，导致她被打成为右派。在不堪忍受批判，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叛徒的巨大心理压力下，张若名终于顶不住而投水自杀了。那是1958年6月18日上午。

“文革”结束后，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张若名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而那时她已离世2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