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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五·一六集团”，很多组织的群众都成了“反革命”分子。为了“过关”，一些所谓的“反革命骨干”即运动中的造反头头，乱咬人乱交代，咬得人人都是“反革命”，最后连我也被嫉妒心重的人咬上“偷听敌台”，根据是我有一部日本进口的袖珍半导体收音机。
正当“窝里反”乱得一锅粥之时，江水偷跑到南京来找我。南京有人咬我“偷听敌台”的消息传到北京，林立果很着急，担心我遭到整肃，叶群也怕节外生枝，决定立即调我进京“脱离险境”。江水利用职务之便偷听到叶群与胡敏的电话。他早知我态度，以为我不知北京情况，出于他另一番动机，向组织上谎报家乡父亲病重，请假回乡。但组织上发现他买的是上南京的车票，他在南京一无亲二无友，引起胡敏怀疑。当江水到达南京站，一出站台便被守候的军人逮捕，送往军区第二招待所软禁等候上面来人押回北京。江水至此决心背水一战，利用熟人关系打听到我在郊区的驻地，偷跑到营区要求见我，但岗哨事先已得到命令，拦阻他进营区。直到江水被押走，我一点不知道情况。事后江水告诉我，他不顾一切地来向我通消息，是想叫我拒绝北京调令。他在这件事上也是因为年轻缺乏政治经验，他认为凭着他在运动中邱会作被造反派关押的生死关头，替邱会作送信给林彪，救了邱会作一命，邱会作一定会出面替他说情，放他一马的。
江水被押回北京后，邱氏夫妇很震怒，邱会作一向视他为亲信，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不处理不好向林家交代。“邱办”在很小的范围内整肃他，开除军籍，开除党籍，秘密押送四川大山里服苦役，没有刑期。
一九七○年五月，叶群用中央军委名义正式下达调令。南京军区干部部部长正是田姨，她看到调令很惊讶，“军委要调张宁，事先我怎么不知道，这丫头嘴也特紧。调她回南京见我！”
北京方面就怕田姨阻挡，一条线指示下来，清查班子的领导以很硬的借口拒绝了田姨的命令，说我有政治问题，正接受审查不能见人。田姨大怒，她敏感地联想到省革委会神秘的选人班子和传闻中的我两次北京之行，她决定亲自上京摸底。
她一进京就摸到胡敏这个主，顺藤摸瓜地进了林家，见到叶群将一肚子恼怒泄到胡敏头上。叶群玩两面派装糊涂，回避田姨提出的实质性问题。田姨见谈不出结果，要求看望林彪，叶群嘴上答应，偷写一条给林彪：“田普要见你。她对胡敏有意见，说话小心。”让内勤送给林彪。
田姨见到林彪不知怎地改变了主意，问候几句便退了出来。田姨回到南京气愤不已，决定扣下我的干部档案，也以我有政治问题待审查为借口不放人。一南一北两位夫人闹对立，一个是副统帅夫人，一个是“诸侯夫人”，都是权势炙手可热的不可得罪的人，南京军区无人再敢插手这件事。而我的所谓“政治问题”也因这两方面的背景，没人敢动我。
田姨脾气大是出了名的，叶群不愿得罪她，想出以迂回方法麻痹她，待以时日再作打算。策略既定，便不再提调我之事，此事一搁便是一年，拖到一九七一年六月初。
一天上午，已提升为军区宣传部部长的政委来到营区驻地，传我去办公室个别谈话，所有领导不得入内，我很不安。与小李分手近一年并没见什么动静，虽然感受到被控的内在压力，但并没有灾难临头，不禁又产生侥幸心理，毕竟上面没有跟我明确这层关系，说不定他们物色到更好的会放了我呢？此番政委突然来到，我怀着期望“大赦”的心情去见他。
我一进办公室政委便拉长了脸给我来个下马威，以期镇住我可能的“强词夺理”。“你交了个什么朋友？一点政治警惕性也没有。上面早察觉你思想不对头，原来是受了那个人的挑唆。他已经交代，还咬上了你。”我心里很吃惊，莫非是江水？脱口问道：“你说的是江水吗？他是邱副总长的人，他会有什么问题？”
“你没有一点阶级斗争警惕性，‘五·一六’分子钻得很深，无孔不入，他挑拨你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感情，他居心险恶，你还跟他交朋友，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他给你的信里都说了些什么问题，你要老实向组织交代，不能有隐瞒。”我沉默不语，不相信江水是“五·一六”分子，他是给我来过一些信，每次都免不了谈及对林立果的看法，我明白他的意思。对他给予我的理解与帮助十分感激，在当时我被困在邱家时，所有工作人员都回避我，只他敢向我揭露秘密，我认定他是个正派人，自从小李、曾邦元及我周围的男性都被组织排斥以后，江水这个关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是我情绪上的一种发泄，你们不让我遂意，我也不让你们安心，至于后果如何我暂时不去考虑，因为只是书信而已，够不上“实际罪行”。“怎么不说话啊？你还想保他？没有用啦，他已经全部交代，受到严肃处理。”
我一下明白过来，江水准是因我而遭到迫害，小李躲过的厄运江水没躲过，太不公道！
江水只是我的朋友啊！第二天我跑到理发室把齐腰长的在运动中也舍不得剪掉的长发剪了。
不到一星期，老政委又来了，见到我便惊讶道：“你怎么把辫子剪了？谁让你剪的？”“我自己剪的。”
“胡闹！那么好的辫子剪掉干什么！”
“小意思。我还想剃光头当尼姑呢！”“胡闹，简直胡说八道。”政委嘟哝着说，见我神情不对，话意颓废，再不多说讨无趣。他是来传达调令，命我明天离开营区回南京，限令三天之内上北京。
我抗争道：“既然是正式调令，得让我有点准备，不然不走。”“好吧，再给你一天，多一天也不行了。”后来才知道，叶群通过南京军区的“内线”一直在监视田姨的动向，时间久了，田姨也松懈了，没有再控制我的档案。此次田姨去上海开一个星期的会议，便有人向叶群密报：“乘着田部长去上海开会，正是个机会，要调赶快调，等她察觉了再想调就难了，不知要等多久。”这就是限我四天之内离开南京的原因。叶群的迂回战术终于成功了。
我回到南京即奔家里去，心内像猫爪抓挠，急得六神无主，想求助母亲，又怕她的力量挡不住这股强势，徒增母亲困扰。母亲听说军委调我上北京工作，感到突然，女儿只是能歌善舞，调去军委能干什么？她很自然地问我：“你许伯伯、田阿姨知道这事吗？”我摇摇头。母亲再次感到意外，这么大的事，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嘱我走之前，抽空去向他们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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