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

陈独秀

1927年的4月，对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简直是一段灾难性的日子。4月5日，陈独秀在上海公开发表了错误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这个《宣言》是一副麻醉剂，把共产党引向了歧途。一方面让汪精卫捞取了政治资本，给这个变色龙涂上了一层厚厚的保护色，使共产党人对汪这个所谓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更加深信不疑；另一方面，使革命者放松了对蒋介石的斗争，让蒋轻易地控制了南京，为他发动反革命政变、成立南京政府，准备了条件。4月9日，汪精卫从上海抵达武汉后，大耍政治手腕，曾被郭沫若誉为“红都”的武汉，形势开始逆转。4月12日，汪精卫的政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一大批共产党的优秀分子惨遭杀害，中国的政治风云顿时变色。汪精卫打着反蒋的旗号，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迅速取得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领导权。虽然从4月27日开始，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大会“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的主张”。汪精卫在反共道路上一天天向蒋介石靠拢，武汉地区形势急剧恶化。

6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东征讨蒋”计划。汪精卫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是想通过“东征讨蒋”，驾登国民党“老大”的宝座和获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头衔，同时消灭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因此，决定把中共武装力量相对集中的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作为“东征讨蒋”的中路前锋开往九江集结，再由九江、湖口向安庆进发。此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对共产党的态度还比较好，他有放弃“东征讨蒋”联共回粤的意向，改组后的中共中央也有利用“东征讨蒋”、“依张回粤徐图发展”的计划。7月11日，叶挺率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为“东征讨蒋”的前锋，向九江开拔。随后，黄琪翔的第四军、贺龙的第二十军也陆续向九江地区集结。这才有后来南昌起义的军事行动。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分共”，终于撕开了他的革命伪装。消息传到九江，中共九江市委领导九江人民开展了反对宁、汉合流，反对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叛变革命的斗争。由市委直接领导、以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名义主办的九江《国民新闻》报连续发表讨汪文章，学生到处讲演，群众纷纷集会，发传单，贴标语，戳穿汪精卫之流假左派真右派的反革命嘴脸。报社还向在浔的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执委、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约稿，揭批汪精卫。高在该报上给汪精卫写了一封公开信，把汪的假左派、反革命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汪精卫从报上看到声讨他的文章以后，对《国民新闻》恨之入骨，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常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上说:“九江国民新闻，是在共产党包办下的党报，一向反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理谩骂、挑拨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反动，最近更是厉害。”

汪精卫“分共”后，又竭力煸动张发奎在二方面军“分共”，并与张秘密策划，决定7月29日在庐山开会，研究“分共”措施，具体部署“东征讨蒋”事宜。并以张发奎的名义，邀请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夺其兵权。只是因为中共在九江的领导采取断然措施，其阴谋才未能得逞。

7月29日晨，汪精卫偕“太子”孙科和张发奎从武汉坐船抵达九江。汪精卫念念不忘他对《国民新闻》报的仇视，一到九江码头，就对张发奎和前来迎接的朱培德(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下命令:《国民新闻》报立即停止出版。当天上午，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在机关礼堂巧妙地召开了一个名为欢迎实是反汪的群众大会，共产党员、市党部代理常委张如龙在会上致欢迎词，以汪精卫自已说过的话“革命的站在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回去！”辛辣地警告汪精卫悬崖勒马。汪精卫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想退出会场，又感到有失“领袖”身份，真不是滋味。

会后，张发奎陪同汪精卫到第四军指挥部驻地九江总商会，接见四军各高级将领，请汪训话。汪精卫正准备在第二方面军“分共”，就说:“我曾私下说过，国共合作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容共之后必定分共，虽然当时分共时机未到，但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很必要的准备……”正说在这里，坐在汪对面的四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廖乾吾忍无可忍，立即站起来怒斥汪精卫不该背叛孙中山，实行分共，推行反革命的所谓“新政策”，语气严厉，掷地有声，大家面面相觑，张发奎、黄琪翔感到难堪，汪精卫更觉下不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