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经过两天的抢劫，“法国人的军营看上去象个巨大的旧货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毫不为奇，阿尔芒·吕西也如是说。

对那“别具一格的”景象，保罗·瓦兰多有描写:

“……法军宿营地出现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奇特最热闹的景象。帐里帐外堆满各式各样的珍稀物品，这是一日之间发的横财，盯着它，寄托着多少梦想……人们看见那些士兵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缺乏远见，生性破坏，考虑不到行军劳苦，把丝绒绸缎往背包里猛塞，就好象只要走那么一程路就能把这些东西送给家乡人似的。后来，气恼时，就把那些带不走的东西砸碎、撕烂或者弄脏。各处都是些豪华家具、丝绸，以及皇帝傧妃们的那些以金丝线绣的裙袍，再就是眼巴巴看着这些东西带不走而挂在脸上的一副可怜而又可鄙相。至于银子，多得几乎不屑一顾，因为那东西份量太重。拿价值四百八十法郎的一块金条去换几瓶烧酒或者苦艾酒，这样做的士兵不止一个两个”。

巴赞库也描写过法军军营令人惊愕的场面:

“那里营地看上去根本不象军营，怪诞得出奇。加金丝交织的织物、五光十色的丝绸锦缎、艺术品、青铜器、极为精致的宝物匣，统统堆在营帐前，有的被撕裂，有的东西只剩下半个。士兵们蹲在地上，用惊诧的目光注视着那些奇珍异宝，那都是掠夺来的、要统一瓜分的战利品”。

10月9日

第二天，法军撤离海淀村和圆明园，向距那里三公里左右的英军靠拢。英国人一直驻扎在北京城东北边。法国军队横跨通往安定门的大路扎下军营，就在一座筑有防御工事的大营里边。粮食供应开始出现不足，不过大家能够猜想到，孟托邦将军不会因为离开一个遭到合乎规则抢劫的地方而遗憾。如果埃里松伯爵说的是真的，那么包括皇帝寝宫、召见大殿以及御座宝殿在内的所有建筑物都已经一片狼籍。但是所有的宫殿、宝塔和文源阁本身都完好无损。

保罗·瓦兰为这次撤兵感到惋惜，他认为为时过早。这其中可能有个人的考虑也可能有利益关系……他承认这是因为部队供应短缺造成的。他感到遗憾的是，如果有深谋远虑，本来可以很容易从砖瓦厂的那个村庄弄些粮食和食品，因为那里有仓库。那样的话，就可以在圆明园附近多呆上几天，“就可能从里面多发现些东西。说中国皇帝和他的朝廷经常的驻地仅有我们的士兵在皇后的寢宫搜罗到的那些金条，那有点儿不可想象”。所以，保罗·瓦兰为自己没有时间好好地寻宝感到惋惜。

他尤为懊恼的是如果推迟撤军，法军就可以把那一大批不得不放弃的珍贵的青铜器和其它艺术品装在军车上运走，结果却让英军和一些中国盗匪占了便宜……

掠夺的赃物到底有多少，阿尔芒·吕西提供了一个概念。他发现“军队特别有眼力”。“我们没有带车子来，但是三百多辆车装的全是战利品”。所有的士兵除了规定的背包，还都背有沉重的包袱。有些士兵甚至强迫可怜的农民来为他们背东西，“然后用手牵着这些‘运输工具’身后的附属物(中国人后脑勺上的长辫子！)。这些士兵还得意忘形地嘲笑那些把什么都背在自己身上的战友”。伴随着上述画面的还有这样的文字说明:“沙文搬家公司及其合伙人”。不敢恭维的幽默！

巴赞库也有这样的叙述，很多中国人“为穷困所迫或受金钱诱惑，完全象牲畜一样扛着那些沉重的行李包跟我们走”。

随军新教神甫朱雅出于天主教道义情感，哀叹道:“那些可怜的中国人为了一块剩面包或者一块饼干，就让士兵把自己的发辫系在他们的衣扣上”。他不愿意看到那些中国人“背负着士兵的一部分装备”，跟在他们身边艰难行走的样子。他由此而看到，由于中国统治者沉湎于各种欲望而腐败，使穷苦的中国老百姓地位卑下，受尽奴役……

他不失时机地以廉耻之父的口吻教训道:我们在圆明园找到了“大量淫秽的东西”，这些发现只能“证实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民族的统治者已经堕落成令人恶心的耽于声色之徒的说法”。为了自我安慰，他断言，这些东西只有一丁点儿微不足道的商业价值:“我们的士兵想不到除了令人赞叹的艺术和工业珍品之外，其中还可能会有一些只能让人产生异嗜癖梦想的东西，当他们明白这些装满淫画的盒子值不了几个钱的时候，往往感到很失望。那些盒子的全部价值就在于暴露这些东西的主人的耻辱”。

此外，保罗·德拉格朗热中尉以另一种笔调写出他在圆明园大掠夺之后的伤感情绪:“我们撤出那些被蹂躏、践踏、掠夺的宫殿，心里充满凄凉感，因为那场面真是令人哀伤，好好的珍品，好好的瑰宝，那么快那么突然就成了一堆垃圾”。

最后，让我们听听贝齐亚上尉是怎么说的吧，他比保罗·德拉格朗热中尉心情更加沉重:

“10月9日，我们终于撤离了劫掠现场，身后留下一片废墟和大火，这悲惨的战争一幕无论如何是遮掩不了的，它使军队失去了尊严，使一些人失去了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