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越打越激烈，我们的干部战士也越打越勇敢，越打越精明。敌人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又一次集中高射机枪、重机枪和无后座力炮对我射击。我及时通过电台以求上级炮火支援。我后方的炮群立即“发言”，很快压制了敌火力。这时，敌人顺着山梁冲到距八班阵地十多米远的凹部，利用一棵大树作掩护，架起轻机枪向我们扫射，手榴弹投到了我们堑壕边上。五班正面之敌也嚎叫着冲了上来。面对着气势汹汹的敌人，我高声喊道:“不要慌，用手榴弹敌人再硬也硬不过我们的手榴禅。”八班以大树为目标连续投弹，很快就把敌人的机枪打哑了。七班和九班方向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我跑去支援，发现敌一挺重机枪对七班威胁最大，立即将火箭筒手赵兴权调来，命令他将其摧毁。赵兴权不顾生命危险，跃出堑壕，灵活地利用乱石作掩护，先后抢占了两个发射阵地。因敌高我低，不能发挥火箭筒的威力，没有发射。眼看敌人的重机枪火力压得战友们抬不起头来，赵兴权两眼冒火，咬紧牙关，连续翻了几个滚，终于占领了阵地前沿五米处的一个小土包，向敌瞄准，听得“轰”的一声，敌重机枪被打得跳了起来，三名射手也一命呜呼。为了保存实力，长期坚守阵地，八班代理班长杨志华把全班分成两个组，每次战斗都留一个组在后面作预备队。他与新战士王达勇各持一支冲锋枪组成交叉火力，封锁前沿，让战士陈世友专门投手榴弹，新战士黎勇负责运送和装填弹药。由于组织得好，他们班共打退敌人十一次冲击，毙伤敌十七名，自己无一伤亡。连队及时表扬了八班，推广了他们的经验。

天渐渐黑下来了，敌人借夜幕的掩护仍在不断地对我们进行冲击。我到各个阵地嘱咐大家:天黑了少打枪，轻、重机枪不要轻易暴露火力，要多用手榴弹杀伤敌人。正当我准备返回掩蔽部时，敌人进攻前的炮击又开始了。突然，一发炮弹呼啸而来。我看见救护组的张德良在抢救伤员，来不及隐蔽，准备冲过去扑在张德良身上。这时，炮弹爆炸了，一块弹片打进我的右胸，气浪把我冲倒在张德良身上。共青团员，卫生员何成江抢上来给我包扎。我反复叮嘱小何，千万要保密，不能让战士们知道。连长帕安柱通过电台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架冒着炮火前来抢救。我请求连长:“不要派担架来，我还能指挥战斗。”连长告诉我“这是营部的命令，已派副连长来接替你。”我激动地对连长说:“我是阵地指挥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不能离开战斗岗位。我的伤很轻，还能坚持战斗。”直到团首长下了命令，副连长来接替。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阵地。

在这天的战斗中，许多同志在生死关头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奋不顾身地冒着敌炮火抢救战友。共青团员、卫生员何成江在抢救七班战士李光年时，听到敌炮弹落下的声音，立即扑在李光年身上，负了重伤。新战土李永春背着伤员李家立后撤时，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李家立，光荣牺牲。六班战士马明学四月二日收到家中来电说“父亲病危”，要他“速回”，他没有给领导讲。四月七日他得知父亲病故的消息后，在极度悲痛中，流着泪向领导表示:父亲病故是个人的事，是小家的事，部队打仗是大事，是国家的事，请领导放心，我一定能正确对待。五月七日，他奉命和刘加林上高地抢修电话线路，在听到九班有个战友负伤后，主动冲过去进行抢救，不幸中弹牺牲。他们为了战友的安危舍得牺牲一切的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经过激战，我们又毙敌二十三名，伤敌二十五名。

五月九日凌晨，敌人两个连再次展开队形，准备向我进攻。当敌人的行动被我察觉后，我方炮群立即对敌阵地和进攻出发地实施猛烈轰击，打乱了敌人的队形。敌二连向其上司报告；“连长和二十三名战士重伤，指导员死亡，整个连队基本被打光，已无战斗力。”敌一连连长也惊呼:“要赶快撤退，如等到天亮，将全部被歼。”

我们连象颗“钢钉”牢牢地“钉”在高地上，敌人不论白天来还是夜晚来，不论是强攻还是偷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面前都碰得头破血流，始终未能前进一步。我们的高地成了越军的“伤心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