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从林徽因的信中了解事情的原委后，他再次向凌叔华要求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记。之后，胡适到南方去了一段时间，回到北平后他收到凌叔华送来的日记，胡适在1932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说:“为了志摩的半册日记，北平闹得满城风雨，闹得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我查此半册的后幅仍有截去的四页。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页，不知有效否。后面是今早还日记的原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胡适的日记粘贴着凌叔华归还日记的信:

适之:

外本璧还，包纸及绳仍旧样，望查收。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住那个爱和谐的长眠人！

你说我记忆不好，我也承认，不过不是这一次。这一次明明是一个像平常毫不用准备的人，说出话（即偶然说一二句前后不相呼应的话，也为见好于人而已），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样，却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的观察指摘。这备与未备分别大得很呢。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吧……

胡适得到凌叔华送来的《康桥日记》，无疑转给了林徽因。林徽因在这之后的一封给胡适的信中说:“……甚想在最近期间能够一晤谈，将志摩几本日记总括筹个办法……据我意见看来，此几本日记英文原文并不算好，年青得利害，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上价值并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志摩作品中诗已差不多全印出，散文和信札大概是目前最紧要问题，不知近来有人办理此事否？‘传’不‘传’的，我相信志摩的可爱的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暂时也没有赶紧必要。至多慢慢搜集材料为将来的方便而已。”

林徽因在信中明白地表示，这些日记在当时是不宜出版的，也不急着用这些材料作传，目前“只是收储保存”。后来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璧，谈到这批日记的去向时说:“但据陈从周说，后由林徽因保管。”而卞之琳在晚年也说:“我1982年为一卷本《徐志摩选集》写序，仅就听说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分而言，说过物是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红卫兵的打、砸、抢。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霖打听到的下落。”卞之琳的话说得很含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爱情的潘多拉”一直保留在林徽因的手中，直到她过世后，确是“有人有意”让它消失于人间了。

陆小曼在为徐志摩编全集时，就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即除了已编辑出版的《西湖记》《爱眉小札》《眉轩琐语》等之外）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很多。”而与陆小曼合编《徐志摩全集》的赵家璧也说:“小曼当时就告诉我，有几本志摩的和她自己的日记留在北平的凌叔华和林徽因处，应设法弄到，以便编入全集。”

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说过一些关于《徐志摩全集》难产的原因，他说:“听说，志摩有一堆文字在林徽因手里，又有一大堆在另外一位手里，两方面都拒不肯交出，因此《全集》的事延搁下来。我不知道这传说是否正确，总之，《志摩全集》没有印出来，凡是他的朋友都有一份责任。”

后来《徐志摩全集》虽然印出来了，而且还有两三套之多，但这“爱情潘多拉”，是永远付之阙如，人间蒸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