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倒在文革后期的批斗会上

1974年父亲就向国务院报告唐山可能有大地震

1973年我母亲去世，当时弟妹岁数小，都在外地当兵工作，津贴很少，只有我和我爱人在家照顾父亲，支撑这个家。

当时国家地震局归科学院管，也由我父亲领导。从1974年下半年，家里墙壁上就挂起两张地震形势图，他回家经常研究地震局的材料。在邢台地震和渤海地震后，大多数专家认为辽南50年内无大震，有的认为有5-6级地震，唯独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主张一二年内辽南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

耿庆国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地震专业的毕业生。周总理在1970年春节曾与耿庆国及两位留苏学生彻夜长谈嘱托他们投身研究地震预测。耿庆国总结我国西周以来干旱和地震关系的历史记载，提出旱震理论。他发现1972年华北和渤海地区出现百年不遇大旱，构成8级地震或两组7级地震的物理背景，于是他在1974年5月31日写报告作出7级以上地震的中期预测。

当我父亲了解到耿庆国对河北南部及山西交界一带的特旱区已发生过邢台地震，再次强震并无把握时，在他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删去这个危险区，正式做出辽南和唐山地区可能发生强震的中期预报，并成立了京津唐张协作组和渤海协作组，以加强对这两个危险区的短临监测。

我父亲6月15日签发了科学院给国务院的报告，介绍了地震专家的三种意见，提出“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他还向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做了口头汇报和说明。国务院1974年6月29日以国发〔1974〕69号文件把科学院报告批转给有关各省区。文件中指出，“报告提出的一些地方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只是一种估计，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要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备无患。”

渤海地区协作组主要由沈阳地震大队和辽宁地震办公室开展短临监测，我父亲在海城地震前一天派地震局长刘英勇到现场发布短临预报并组织群众避震。当时天寒地冻，怕群众回家，要求基层放电影吸引群众到野外。1975年2月4日海城7.3级地震虽然造成大量房屋倒塌，但是人员损失不大。极震区许多公社伤亡很少，甚至无伤亡。

海城大地震之后，各地天天报来情况，如唐山化肥厂发现地光，通县井水含氡量变化等。爸爸每天都仔细听、仔细看。

爸爸1975年1月已经到教育部上任，但科学院的工作一时还交不出去。直到离任前，他的卧室都挂着地震图，每天对着地图看震情简报。在离开科学院前他亲自签发给国务院的最后一份报告，再一次强调京津唐张1—2年内可能有6级以上破坏性地震。可惜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地震局的造反派批判京津唐张协作组是我父亲搞的“条条专政”，使协作组陷于瘫痪，他们还压制了耿庆国7月中旬根据五项气象指标做出的短临预测。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地震，同一天滦县发生7.1级地震，伤亡极为惨重。我父亲当年4月已经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没有见到唐山大地震。当我听到唐山地区青龙县委书记自觉执行国发〔1974〕69号文件，全面设防，在房屋大量坍塌情况下竟然无一伤亡，感到这是对我父亲的最好悼念。

教育部长是替罪羊？父亲说:“不但要干，还要干好”

我父亲脾气好，但也敢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不怕得罪人，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他的脾气也很倔强。在筹备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草拟政府组成人员名单时，周总理提名，要我父亲任教育部部长。周总理提名周荣鑫任教育部部长是师出有名的。为了教育部部长的人选，政治局经过30多次会议的争论，直到毛主席亲自点头，才最后定论。

我还记得，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前一天，我和父亲坐在家里沙发上听广播，宣布政府工作人员组成名单，当念到我父亲任教育部部长的时候，我对爸爸说:“我就猜到会让你干这个工作！可要小心点。苏联的农业部长，中国的教育部部长，都是要当替罪羊的！”爸爸说:“不但要干，还一定要干好。”因为华国锋转告过父亲，是周总理提名推荐的。

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小平伯伯的工作风格刚正不阿，雷厉风行，大刀阔斧，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各项工作的整顿很快见到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