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位知识界的老人在描述张献忠屠城后的景象时，这样说:“成都被张献忠彻底毁了。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府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即献贼灭亡的十四年后，才将四川省府迁回成都。那时全川人口大约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零散人口不计），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在南门城墙上，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虎十三只相继走过。”四川原本是一个人口大省，被张献忠的屠杀和淫威，弄得几乎成了荒原。

西方传教士安司铎在回忆录中说:“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而仓秉山林也遭毁灭。四乡无人迹，皆成旷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独存，盖拟由此地出川也。”

就是这样一个无比残忍、暴戾、专横、野蛮的张献忠，却被我们的教科书称为“农民革命的领袖”，这真是旷世的荒谬与荒唐！

三、李自成“均田免粮”，洪秀全“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全是假口号。要解决中国问题还须思想启蒙

中国的农民起义者，无一不是以欺骗的手段起家的。比如陈胜吴广的口号是“大楚兴，陈胜王”，张角的是“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李自成的是“均田免粮”，洪秀全的是“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宋江等人的是“替天行道”……这些口号，实在是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蛊惑性，因此，农民起义能够在一段时间里迅速成气候，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他们揭竿而起后，尤其是得到天下后，就个个都变得像张献忠一样，在无限膨胀的权力下失去了方向，迷失了自我，因而就歇斯底里地变起态来，大肆滥杀无辜，草管任命，为所欲为。

这是中国农民起义的悲哀，更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一个以专制政治为体系的集团，一个以小农经济为要害的群体，一个把儒家文化奉为神灵的民族，在他当道后，就必然加倍地蹂躏中国，奴化人民，强化自己的权威。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无一改变，更无一例外。

在这样的时候，依靠农民起义的力量是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的，只有依靠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历史状况。但是，几千年来，我们总是闭关自守，妄自尊大，以为自己才是世界文明的先锋，因此，我们的祖先总是把外国人称为蛮夷。殊不知，我们的每一次所谓的起义和革命，都是以国力衰退、经济凋敝、人口减少为代价的。

在这样的状况下，张献忠们的暴戾，就成了必然，想躲都躲不开，无数人的人头，想不落地都不行。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用无数人的血把它染红的；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以无数白骨把它支撑起来的。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说:“如果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看，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动荡中轮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明模式里，农民斗争之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维护的一种手段。”

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大地上才出现了一次次血肉横飞的大屠杀。鲁迅因此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立他们的奴隶了。”

让人感到一点庆幸和欣慰的是，张献忠死了近三百年后，西方启蒙思想家们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等思想，终于进入中国，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中国人。

2004年10月12日于弄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