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大规模屠城，西方来的两传教士是亲眼目睹了的。其中一个叫安司铎的传教士这样描述道:“1645年冬11月22日，献忠先暗谴一人捏词诳报，以惑众心。谓某路敌军大队将至，须当操练兵马，以作御敌。次日，大集人马，若将赴战场一般。献忠暗将毒谋通知各营军官，饬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诡言:‘百姓等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云云。众官闻之各自回营，预备明天大屠之事。剿后即当渡河以迎敌军。”

次日，大屠杀开始。这两个西方传教士，安司铎被安排在东门的城楼上观看，利司铎被安排在城南的城楼上观看。这时候，张献忠便分别在城东和城南的空地上，开始对近二十万无辜的市民进行屠杀。安司铎这样回忆道:“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这时候，两个传教士情词恳切、声泪俱下地请求张献忠不要再杀无辜了，但是，他俩的请求根本就没被张献忠理睬。安司铎在回忆中说:“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杀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终则息静无声。真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 安司铎目睹完整个屠杀过程后，已是黄昏，日落西山，他不禁凄凉，几近崩溃的程度，在迷迷糊糊中漫步而回。一路上，他看见道旁死尸狼籍，血迹斑斑，其中还有没有被杀死的小孩在呻吟。于是，这位西方传教士就为小孩付圣洗，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入天国。在回家的路上，安司铎共付洗了12名孩子。

这两位西方传教士是来四川传授天主教义的，让他俩万万没想的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当着他们的面，演绎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是多么对立的两个世界观！在成都，这两个对立的世界观，最终是文明屈服于野蛮，是仁爱屈服于残暴，是信仰屈服于无赖，是上帝屈服于张献忠。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治，这就是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东方暴戾，这就是儒家文化浸润下的中国的流氓政权和痞子革命。

张献忠在成都的大肆屠杀，还没有解他心头之恨，紧接着又开始对四川各州市县进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所到之处，无论男女老幼与牲畜等类，悉行诛灭，几无遗类。”由于血腥屠杀的恐怖笼罩着全川，致使流民四逃，土地荒芜，仓廪无粮，锅釜无食。什么吃的都没有了，人就开始吃人，强者吃弱者，老者吃少者，少者吃病者，一时间，在四川这块土地上，四处都是人吃人的惨况。张献忠把四川人逼成了一匹匹饿狼，逼成了一群互相蚕食的畜生。土地荒废了，张献忠就收不到军粮，于是，他下令把杀死的人腌制成腊肉，供军队食用。这期间，成都各地到处是尸首，到处是瘟疫，一个美好的天府之国，一个富饶的成都平原，成了“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地方。在成都城里，一些尸体来不及掩埋，就统统扔进河里和井里。成都的两条河，全被尸体塞满，根本无法行船。成都一万多眼井，全被尸体塞满，致使成都人无处获得饮水。

杀尽了成都人，张献忠现在准备去收复汉中了。在出发前，他开始焚烧成都，甚至连他的宫殿也不放过，统统化为一片火海。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万一出征失利，不能把成都白白留给敌人。

这时候已经是清大顺三年（1646年），汉中已被清朝所统治。在出发去收复汉中的前几天，张献忠又两次杀人。一次是杀军队中的老弱病残者。他认为这些人不仅不能打仗，而且还要消耗粮食，所以就把他们全杀了。二是杀他的老婆和孩子。他说不能把老婆孩子留给清兵去杀，因此他就亲自把他们杀了。

一切如张献忠所料，他此次出征，没有能够获得胜利，在四川西充县的凤凰山，被偷袭而来的清军乱箭射死。他死的时候，才四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