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很难猜测史可法站在督师行辕门前的台阶上，目送快马远去时的心态。对国事的惆怅？对明王朝的孤忠？对江北四镇防务的忧虑？实在说不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对刚刚发出的这封复书的几许得意。中国的文化人总是把文章的力量夸张到十分了得，似乎一篇檄文就可以让人家退避三舍，最典型的莫过于李白表演的“醉草吓蛮书”，凭半壶水的洋文便震慑住了觊觎唐帝国版图的番邦。《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说“笔尖儿敢横扫五千人”，牛皮吹得还不算大。诗圣杜甫就有点豁边了:“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一支舞文弄墨的纤纤之笔，简直有如上帝的魔杖。既然文章有这样无所不能的造化之功，人们便生生世世地重视考究起来，斟酌推敲起来，咬文嚼字起来，好像一字一词的差异，就真能演化出天壤之别的大结局来。北宋末年，开封城陷，宋金议和，赵桓（钦宗）递降表，文中有“上皇负罪以播迁，微臣捐躯而听命”之句，金将粘罕不满意，一定要叫易“负罪”二字为“失德”。讨价还价不得，战败者只好屈从。其实，“负罪”也好，“失德”也罢，都改变不了战场上的事实。不久，赵桓父子全被敌人掳去，算是给用字之争加了一道注脚。

还是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看得清。早几年在山西晋祠发现了他写的一副对联:“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这就说得再明了不过了，文章固然需要，但天下毕竟是打出来的，真正有力量的还是“武器的批判”。不过这副对联是集的杜诗，唐太宗生活在杜甫之前差不多100年，当然不可能出自他的手中。但即使是后人的假冒，也假冒得很得体，太宗皇帝就有这样的强梁霸气。

史可法给多尔衮复书大约是弘光乙酉（1645年）秋，半年以后，清兵大举南下，扬州城破。

三

扯远了，还是回到江阴小石湾。

江阴和扬州完全是两种格调，两种情韵。这里没有扬州那么多的诗文书画和歌吹人云的绮丽风华。扬州是历史文化的渊薮，是令帝王、文士、妓女们销魂的舞榭歌台。只要是个稍微有头有脸的人到了扬州，便总要弄出点风流韵事来，舍此似乎对不起这里的清风明月。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其中并没有半点忏悔的意味，十足是一种洋洋自得的炫耀。而江阴只是一座要塞，一片驰马冲杀的战场，战事多了，自然便无暇去吟风弄月。即使像王安石这样的大家站在这里，也只能挤出几句干巴巴的“黄田港口水如天”，这样的句子，应该说是相当蹩脚的。大词人辛弃疾在江阴做过签判，但令人遗憾的是，洋洋大观的《稼轩词》中，却没有一句是与江阴有关的。要看长江，他宁愿跑到京口北固亭去慨叹:“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来”；要排遣胸中块垒，他宁愿登上建康赏心亭“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你说怪不怪？在文人眼中，江阴显得有点尴尬。这里的码头太小，豪放派往往来不及把这里的喧天激浪梳理成词句，便匆匆解缆离去；婉约派又嫌它兵气太足，冲淡了风月情怀。江南一带从来就有“江阴强盗无锡贼”的说法，这里所谓的“强盗”，是指一种心理品性和地域性格，就正如扬州多的是书肆和船娘一样，江阴多的是炮台和壮汉。这里民风强悍，连方言也“冲”得很，全不像典型的吴侬软语那样奶油气。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江阴强盗”阎应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