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办公厅就是为中央服务

杨尚昆说，归根到底中央办公厅就是为中央服务，保证中央工作正常运转。同时，它承上启下，起一个中间环节的作用。

那时，地方党委都要求中央办公厅有一个统一指挥，希望中央办公厅对省、市、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实行垂直领导。我无论如何不同意这个意见。我说办公厅不能像别的部门一样自成系统，我们上下没有什么领导关系。中办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是为中央服务的，你们是你们党委的办事机构，是为你们党委服务的。你们如何工作要受你们党委的领导，你们党委要你们怎么办就怎么办。当然，中央召开有各地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时，我也常常找随同来京的各地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座谈，沟通情况。

我认为，既然办公厅是服务机构，就无权向下面发政策性文件。后来，“四清”运动中，少奇同志为了及时指导运动，常常要批转一些材料供各地、各部门参考。按照规定，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印发，要经过中央常委传阅同意，为了不过多地打扰各常委和争取时间，少奇同志就提出一个变通办法，用《中央办公厅文件》形式发出，从此开创了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文的先例，这种做法一直沿袭至今。

那时占用我很大精力的有这么几件事:一是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联系，就是所谓“通气”。国际、国内发生了什么重大情况，对某一问题中央有些什么考虑，地方同志有些什么想法，都要由我同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一一通话。五六十年代的通信手段十分落后，接通一个电话要很长时间，而且声音也不清晰。遇有“通气”任务，一般是每天提出一批省、市名单，让中南海总机长途台去接，长途台根据线路情况，哪个省、市先接通就同哪个省、市先讲。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打一遍，要用两三天时间。地方同志也常常打电话来，向我摸中央的“气候”。二是协调同条条、块块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个部门送来请求中央批复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成熟不成熟，如果需要提交中央会议讨论，还要作哪些进一步的准备；涉及几个部门或地区的问题，还要再听听有关部门和地区的意见。三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特别是特殊人物的工作，大多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比如王明，庐山会议后还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这些受错误批判的同志。毛泽东要我同他们本人保持经常的联系；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也经常找我谈话，一谈往往几个钟头。

在中央办公厅的岗位上，我有幸结识了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并同他建立了特殊的友谊。在我面前，胡志明是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长者。他到中国来，我常常去他下榻的地方看他，他也常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他来时经常是单身一人，不带一个随员。同他谈话，似乎是在拉家常，无拘无束。他有什么要我办的事，都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比如有一年年末，他送来一包由他亲笔签名的新年贺卡，要我分发给我们党的领导人。按说，这样的事，他应该通过越南驻华大使馆办，但是他把我当作亲密的朋友，这比经过外交途径分发亲切得多。1955年6月，胡志明率越南政府代表团访华期间，提出要参观北京新建成的官厅水库。7月6日，我陪他去了，他很高兴。在回来的火车上，他兴致勃勃地题诗一首:“尚昆同志雅正:听说长城万里长，头联东海尾西疆，几千百万劳动者，建筑兹城镇一方。”胡志明不仅把我看作知心朋友，也把中国同志都视为自己人，有些很具体的事，比如有一次他想到广东从化温泉休息几天，就直接打电报给接待过他的警卫局干部张文健。张文健当然要请示我，我一方面指示张立即赶赴广东，认真做好接待工作，保证胡志明休息好，一方面把胡志明要来我国休息的情况报告中央。

我想，毛泽东把我放在中央办公厅这个岗位上长达二十年，主要就是因为我同各方面的关系熟，能办些事情，体现了毛泽东对我的信任。后来他对我越来越不放心，把我看成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一次王震同志告诉我，他曾问过毛泽东，你为什么不信任杨尚昆了呢？毛泽东回答说，他和彭德怀搞到一起去了。

1978年12月，中央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小平同志建议让我暂留北京一段时间，协助胡耀邦、姚依林整顿中办的领导班子，恢复中办的正常工作秩序，体现了小平同志对我的信任。我完成了这项光荣任务才奔赴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