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中我同李克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61年1月，他的夫人赵瑛去世，我出席追悼会并致悼词。同年7月，我去看望病中的他，他对我谈了很多问题。大约半个月以后，他给我写信，建议由他主编一部《党的特科斗争史》。他在信中说，我因病休养已近四年，最近医生已同意我逐步进入工作。现将我拟做的工作报告如下，请你和安子文部长、罗瑞卿总长二同志商决批准。信中说，他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让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尽管那时他疾病缠身，仍不知疲倦地坚持工作。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他勉强参加到闭幕的前一天（2月6日），实在无法坚持下去了，三天以后，2月9日，他走了。遗憾的是，那时我也病倒了，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至今我还珍藏着他从开城、日内瓦给我的来信，作为纪念。

有些工作本来是有专业部门归口的，却也让我参与。比如公安工作是毛泽东直接过问的，但是每次开公安工作会议，罗瑞卿总是拉我去讲话。如果说，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是我份内之事，与公安部保持联系也属于题中应有之义，那么，中苏两党之间的联系，应归口中央联络部，涉及中苏两国之间的问题，应由外交部处理，但那时却把这项工作放到了中央办公厅。为此，中央办公厅成立了一个只有4个人的翻译组，由我直接领导。在我的办公室里还安装了一部直通苏共中央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热线电话，不管大事小事，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总是先找我。

又比如，1962年，中央决定成立精简领导小组，让我当组长。要求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这本来是劳动部门的事，结果也落在我的头上。精减城市人口是具体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头等大事，是我们党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被迫作出的非常决策。

还有一件事，1964年中央决定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成立人口普查领导小组，让我当组长。事情是这样的，随着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任务的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取得重大成效，为了摸清我国人口状况，为编制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设想提供准确数据，距第一次人口普查已经11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提上议事日程。2月10日，中央决定我为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周荣鑫、徐子荣为副组长。那时进行人口普查，没有现代化手段，普查项目也比较简单，主要依托公安部门的户籍管理力量进行。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取得了1964年7 月1日的人口数据:全国（不包括港、澳、台）人口为6.9458亿人，比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6.0193亿人增加了近1亿人。但是在普查中发现，1960年底全国人口为6.6207亿人，比1959年底减少约1000万人，自然增长率为-4.57‰，其中县以下自然增长率为-9.23‰。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尽管当时统计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可能十分准确，但却大体上反映了那时部分农村由于各种原因发生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情况。人口普查各项数据汇总后，我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淡淡一笑说，我从来不相信你们的那些统计数字。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就这样结束了。

总之，中央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是个“听用”。“听用”起什么作用？我想大概起个甘草作用。甘草是中药里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辅药，一种调和药，一剂药里加上一点甘草，就能使这剂药更好地发挥疗效并减少副作用。过去，我常为一年四季忙到头，年终却总结不出几条成绩想不通，现在我体会到，起个甘草作用就是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