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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24日，蒋介石以“丧师失地”等罪名将韩复榘处死，为时7年多的蒋韩矛盾画上句号，同时落幕的，还有梁漱溟苦心经营7年的乡村建设。此时的梁漱溟可能更能体会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从事种种社会改良实验的艰难与艰辛。
1937年11月29日，济南城外千佛山，梁漱溟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进行着一场艰难的谈话。此时，日军已迫近黄河北岸，远程炮弹越过济南城区直打到千佛山脚下。济南城弥漫着战争的阴云和百姓恐慌的情绪。
焦急万分的梁漱溟耐心地向韩复榘阐述着他的抗战方案——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所负责的乡村建设范畴，他希望说服韩坚守山东，组织军民团结抗战。此时的韩复榘去意已定。
抗战爆发以来，已算不清有多少次这样的劝谏了。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如此掏心掏肺的劝谏，到底是为了保护他苦苦坚持7年的山东乡村建设，还是仅仅出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民族大义？
无论如何，随着韩复榘的撤离，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夭折了。这也是包括乡村建设在内的种种民国实验的悖论:在种种主义、理想之下，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指向复兴国家、避免沦亡。它们需要时间，但沦亡的威胁又是这么紧迫。最终，它们只能在隆隆的炮火声中，仓促收场。
选中邹平
事实上，1931年1月，当梁漱溟去济南会见韩复榘时，他对未来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就已经疑虑重重。这种依靠地方军阀的实验，他已经失败了两次。
1928年，老朋友李济深在广东主政，邀请梁漱溟去广东进行村治实验。但是，还没来得及实施，广东的政局就发生了变化，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梁漱溟的实验遂成空中楼阁。
1929年梁漱溟北上考察各地乡村建设，经过河南，恰逢梁仲华等人正在搞村治学院，梁漱溟应邀参加他们的活动。这一次的支持者是冯玉祥，也包括冯的老部下韩复榘。但是，不到一年时间，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退出河南，梁漱溟的实验再次破产。
尽管河南的实验失败，梁漱溟还是很有收获，那就是正式结交了韩复榘。许多年后，梁漱溟评价韩复榘“去山东主政八年，曾试图做出一些政绩。”“并非完全一介武夫。”
韩复榘自幼熟读经书，深信孔孟之道，同时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和其他的军阀不同，韩复榘在山东刚一上任就提出了“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等四项施政计划，一时间山东上下吏治整饬，政风清廉，气象一新。
最重要的是，韩复榘对梁漱溟的品格、学识仰慕已久。1922年，当韩复榘还是冯玉祥手下的一个团级将领时，就在北京南苑听过梁漱溟的演讲。从那时起，韩复榘对这位现代大儒就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但那时候，梁漱溟并不认得台下这位军官。直到1930年，在华北考察乡村建设的梁漱溟应邀参与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而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大力支持其办学活动，由此开始了二人的正式交往。
1930年11月，当原河南村治学院副院长梁仲华与韩复榘面谈后表示，愿意接受韩复榘的邀请，并请梁漱溟一起来山东搞乡村建设，韩复榘心里自然十分高兴。从外人看来他似乎还有另一重考虑:梁漱溟主张的乡村建设，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他的统治。
前两次失败的阴影犹在，梁漱溟不得不思量再三。仅凭此前的接触，梁漱溟对韩复榘已经颇有好感。但他仍然不敢肯定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机会。
两个月后，犹豫的梁漱溟来到济南，韩复榘专门设宴款待。席间，韩复榘对梁漱溟等人来山东搞乡村建设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十分爽快地拨给梁漱溟10万元活动经费，至于实验地点则任其挑选。宾主相谈甚欢，梁漱溟心中释然。
尽管得到了韩复榘的鼎力支持，梁漱溟等人却不希望乡村建设实验受到省政府太多的“关照”。他们提出了这样几条实验地点选择标准:地理位置离济南较近，但又不能太近，交通必须便利；社会结构要有代表性，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干扰。
而当时的邹平，“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都较好，是我们搞实验理想的地方。它交通方便，在胶济铁路沿线，县城离周村火车站只有30多里地。县不大，人口不多，当时有17万多人”，“另外，邹平没有大地主，阶级悬殊不大，有利于实现梁漱溟的乡建理念”，梁漱溟后来回忆说。众人一致决定到邹平去。
县政革新
经过最初两年的艰苦摸索，邹平乡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一开始，对乡村建设运动一无所知的邹平百姓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梁漱溟不得不花大量的功夫发动群众、培养人才，为此他举办了两届乡村教师假期讲习班、两次农产品展览会，还试办了91所乡农学校，深入宣传乡村建设思想。
据研究院训练部第一届学员刘溥斋回忆，当初他们在训练部学的内容很多，从乡村建设理论、农村经济、军事训练、精神陶炼到农业知识、医药卫生全有。梁漱溟亲自主讲，“语调较慢，很清楚”。学员们“对梁先生的见解、主张，都很诚服”。
经过培训的学员又被派往乡农学校，负责对农民群众的教育工作。如是再三，邹平百姓总算多少了解了乡村建设所为何来。
但梁漱溟最大的困难并不是群众的思想问题。尽管得到了韩复榘的鼎力支持，研究院起初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在其建立不久，听命于蒋介石的国民党邹平县党部便公开反对其乡村建设实验。他们在党部门口搭起台子，张贴标语，发表演说，要求“取消研究院”，让“梁漱溟滚开”。梁漱溟不得不上书韩复榘，请求省政府帮助解决。
不仅如此，由于政策限制，邹平县政府沿用旧制，与研究院互不统属，矛盾不断。幸运的是，全国乡村运动的蓬勃发展迫使国民党政府调整了政策。
1932年12月，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全国内政会议，全国各地乡村运动的代表人物均被邀请参加会议，梁漱溟也在其中。这次会议通过了县政改革案、地方自治改革案，准许各省设立一至四个县的社会政治改进实验区，可以不受中央和省政府法规的约束，并且可以截留50%的地方收入作为实验经费。
1933年7月，山东省政府正式划定邹平和荷泽为县政改革实验县，隶属乡村建设研究院。山东乡村建设迎来了自主改革的大好时机。振奋不已的梁漱溟立即在邹平开始了全面的乡村建设实验。他亲自担任邹平研究院院长，并一度兼任实验县县长。为了扫除实验障碍，首先进行的是县政改革。
梁漱溟将国民党的县区政府机构全部撤消，实验县政府“裁局设科”，把原来的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个局裁撤之后改为五个科，并进行合署办公（所有科室集中在一个办公室）。
政府机关实行8小时工作制，建立考勤制度、例会制度等，县长、科长和科员们一样衣着简朴，没有特殊享受，和大家在食堂一起就餐，毫无官僚作风，政府工作面貌焕然一新，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文化重建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文化失调。西方的革命手段，非但不能创造新中国，反而破坏原本和谐的中国社会。因此，救治中国，首要任务便是恢复儒家传统，重建中国传统文化。
在梁漱溟看来，重建儒家文化必须恢复传统的乡约制度和乡村礼俗。他认为现行的行政机构以强制力来管理民众，既不能唤醒民众内在的道德意识，也无法调动其参与团体事务的积极性，老百姓最终还是“一盘散沙”。与此相反，宋代大儒吕和叔《吕氏乡约》所设计的古代乡约制度不仅包含了地方自治，而且是一种伦理情谊化的组织。梁漱溟盛赞其精神“完全是开明的、通达的、现实的。从这里很可以看得出中国原来的精神、原来有的道路。”
梁漱溟在《吕氏乡约》基础上扩充改造，企望在农村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新的农村礼俗。
邹平被划为实验县后，梁漱溟将原有的区、镇、乡各公所及区长、乡长全取消，把原来的7个区划为14个乡，在乡设乡学，在村设村学。
梁漱溟对乡学村学的领导方式有非常具体、细致的要求，这便是除去一切强制手段，官僚作风，一切行政倡议，不能急切，必须从平淡入手，通过村学乡学中的日常功课如识字、唱歌、讲话等发挥作用，真正做到社会学校化。这样，乡村管理，由过去的行政强制，改为知识道德感化。以此消除农民与管理者之间的对立，达到自治的目的。
梁漱溟主张恢复儒家传统，但又不是对古代农村社会简单的重复。视野宏阔的他对西方文化也有诸多借鉴。经过比较研究，梁漱溟认为，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
“团体组织”就是把分散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组织合作社。在梁漱溟的指导下，邹平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社，其中1932年9月成立的“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从美国引进高产优质的“脱立斯长绒棉”，统一进行技术指导、收购、扎花、打包，直接供给青岛、烟台等地的大型纺纱厂并向外国出口。不仅提高了棉花的产量和质量，而且避免了商人的中间盘剥，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理论批判
邹平实验的效果引发外界的参观热潮。冯玉祥、陈立夫等政要来了，黄炎培、江问渔等学者来了，军事学家蒋百里来了，经济学家马寅初来了，教育家晏阳初、陶行知来了，甚至丹麦的教育家和日本的乡村教育家也来了。
陶行知与梁漱溟互相欣赏。梁漱溟还向陶行知“借”人才，陶行知经过慎重考虑推荐的几个人，后来多数成为山东乡村建设的骨干。蒋百里看过邹平后，十分激动，他对梁漱溟说“中日要开战，日本决不满足于一个满洲国”，“中国人的弱点是统一不起来。为了准备抗日，要组织训练农民，把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而邹平实验，恰恰是改善中国人一盘散沙状况的良剂。
正是因为邹平的效果，乡村建设院的实验区也在迅速扩大:1933年7月增加了菏泽13个县；1935年又增划济宁14个县为实验区。四年不到乡村建设实验，就由邹平一个县扩展到了整个鲁西南地区。
但梁漱溟显然并不局限于山东，他要将自己的乡村建设思想推广到全国。他创办《乡村建设》杂志和乡村书店，出版了大量文章资料，宣传报道邹平的乡建事业。不仅如此，梁漱溟还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1933年7月14日，来自河北、江苏、浙江、北平、上海等全国十几个省的35个乡村运动的团体派代表齐聚邹平参加会议。邹平被公认为全国农村运动三大中心之首。
就在乡村建设如火如荼的推进过程中，反对声接踵而来。在知识界的领袖人物胡适看来，乡村建设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位一生崇尚西方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知识分子，相信“西化即现代化”、“现代化即工业化”，而梁漱溟由农业发展工业，由乡村救济城市的思路则完全违背了世界发展的大潮，难以走通。
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不认可梁漱溟，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同样也不认可他。千家驹和薛暮桥，这两个当时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指责梁忽视了乡村内部的阶级斗争，忽略帝国主义侵略，那种试图在农村内部构建一种“整体改善和进步”的想法显然是空中楼阁。
如果说理论批判仅仅是对梁漱溟的思想有所冲击，让他有所反思的话，那些对乡村建设最致命的威胁，则是现实的政治冲击。
政治冲击
曾被蒋介石誉为“国之宝贝”的韩复榘，本来深受蒋的信赖。但他任职山东后，一系列扩充军队，组建民团，同时改组政府，推行改革的行动，则引起了蒋的警戒。
韩蒋之间的矛盾又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推向了一个尴尬境地。
在山东，韩复榘是梁漱溟完全的“靠山”，韩复榘对梁漱溟非常尊敬，称之为“梁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在有关乡建工作方面可谓言听计从。他甚至在一次省政府纪念周上的讲话中公开承认:“我就是迷信梁先生。”
韩复榘不仅聘梁漱溟为“政治高级顾问”，而且对其乡村实验有求必应。当邹平国民党党部反对梁漱溟时，他立即下令将其关闭；当梁漱溟主持杏花沟疏浚工程遇阻，他立即派一个旅士兵协助完成，甚至用皮鞋抽打拒不协助的长山县长袁明谦。
恰如前两次乡村建设失败一样，这一次梁漱溟又面临了同样的问题——一旦失去了“靠山”，他将全盘失败。这种对韩复榘过于依赖的关系，甚至十多年后影响依然存在。当时，政权已经更迭，一位新领导人一句“你是韩复榘的政客！”，让梁漱溟脸色铁青，半天说不出话来。
日军进攻山东，只是让这种危机提前爆发。1937年10月16日，梁漱溟收拾行装，带着他的同仁黯然离开山东邹平。在济南，梁漱溟最后一次对韩复榘的劝说无果，而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将壮丁、枪支和钱款一应带走时，不仅彻底毁灭了梁漱溟的希望，更引起民众的不满，使“乡建派”声名狼藉。
此时，梁漱溟可能更能体会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从事种种社会改良实验的艰难与艰辛。1938年1月24日，蒋介石以“丧师失地”等罪名将韩复榘处死，为时7年多的蒋韩矛盾画上句号，同时落幕的，还有梁漱溟苦心经营7年的乡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