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的这些内容，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可是在知识分子政策长时间过“左”的当时，这些意见的提出，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好文件”

聂荣臻的报告在交给中共中央半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这个报告。

此时，毛泽东正好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员都与会了。会上，聂荣臻首先作了汇报，陈述了制订《科学十四条》的理由和过程，说明了制订这个条例的必要性。他在汇报结束时强调:有了这个条例，就能正确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和贯彻“双百”方针，调动广大年老的、年轻的、党内的、党外的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随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简要补充了《科学十四条》在中科院试点后的情况和反映。

邓小平在发言中表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可以试行，很有必要。试行后在实践中加以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的“宪法”。

在讨论的过程中，康生对聂荣臻请示汇报中的一段话提出异议。这段话原稿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目前有些提法，如‘资产阶级自然科学体系’，‘反动的自然科学学派’、‘无产阶级自然科学体系’、‘红色自然科学家’等等，都是不对的，应当废止。”

本来，对于自然科学是否有阶级性的问题早已解决。1956年6月，陆定一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双百”方针。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话:“在自然科学领域，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自然科学工作者却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

这段话虽然重点是讲自然科学工作者都会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其前提则是承认自然科学的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然而，康生却不这么看，他提出，既然自然科学成为“体系”，就联系到哲学世界观，不好说没有阶级性。既然有人对此有不同意见，后来请示报告在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发时，对此作了删除和修改。除此以外，与会者一致通过了聂荣臻的请示报告和《科学十四条》。随后又报送了毛泽东并得到了批准。

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将聂荣臻的请示报告和《科学十四条》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和国家机关各党组，并加了较长的批语。批语说:……一定要使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这样才能造成一种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放心、负责地去做工作。要切实保证他们的工作时间，要求和帮助他们踏踏实实地做出成果。

被邓小平称之为“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的制订和实施，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尤其是红与专关系的界定，明确了一个人只要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就算初步“红”了，实际上等于摘掉了强加给知识分子的“白专”帽子。

(从渊摘自《1958-1962年的中国知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