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战役，始于1949年11月1日，到1949年11月30日刘邓大军开进重庆，前后才不过一个月。

为什么重庆解放战役进展如此神速？除了刘邓指挥有方、解放军战士作战英勇外，正如《刘伯承传》所言，也是利用了蒋介石的“错误判断”:蒋以为人民解放军必从川北入川，先占成都，后下重庆，故决定对北面作重点防备，除配备主力部队胡宗南部14个军约16万人外，后来又把另一主力罗广文部三个军也调了上去，这样北面虽得到了加强，南面却露出了空子，结果被二野部队钻了进来，造成全线崩溃，输了个精光。

可惜的是，对蒋介石为什么会作出这样重大的“错误判断”，书里却未提及。历史的真相是，解放军的内线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当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参谋长的刘宗宽。

刘宗宽，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南京陆军大学优秀学员，1946年由陆大教育长徐培根推荐给张群，被任为绥署参谋处处长，很受器重。1949年春，原重庆绥署易名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任长官，钱大钧任副长官，肖毅肃任参谋长，由于肖毅肃长期不到职，张群指定其职由副参谋长刘宗宽代理。蒋介石及张群等人虽知道他是陕西人，系杨虎城旧部，但根本想不到他还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家里就住有二野李达参谋长派来的情报人员。

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由穗飞渝来主持军事会议，听取西南防务现状及对策“会报”，张群指定刘宗宽作“情况判断”汇报，刘宗宽搞出了一个诱蒋上圈套的汇报，断言解放军必学三国时的邓艾，由陕入川，建议把防御重点由川东移向川北，加强对胡宗南部的支持。为了避免蒋介石的猜疑及宋希濂等的反对，使这一“情况判断”顺利获得通过，他先让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阅看这一汇报，因为这一汇报有利于胡宗南，沈不仅连连点头称赞其为“神机妙算”，并欣然接受刘宗宽的邀请，代作汇报。果然不出刘所料，这个报告由沈策提出，经胡宗南大力呼应，立即得到蒋的首肯与赞成。

更有意思的是，刘宗宽搞的川东防御部署，表面上像铜墙铁壁，层层设防，环环相扣，看起来无隙可钻。但实际上，刘宗宽暗施手脚，有意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开了个大口子。翻开刘宗宽的布防图，名义上在这里设有一个“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辖有不少部队，但实际上却是个空架子，所谓“绥靖指挥部”的司令即该地区专员，所辖部队纯系地方保安团队，正规国军没有一兵一卒，而且，表面上这个地区似归“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宋希濂管辖，但刘在正式文件上又故意不加以明确，使宋希濂想管也不能管。后来，二野主力正是按刘宗宽的设计与建议，从这里未受阻挡就进入川东、直插重庆的。

重庆军事会议后，刘宗宽利用代参谋长大权，立即把罗广文部调到川北，进行紧急布防，未等罗部喘上一口气，他趁刘邓大军已从秀山、彭水入川，又马上将罗广文部从川北星夜调回川东，使罗部疲于奔命，在白马山一带遭到解放军痛击，被歼大半，余部只能作鸟兽散。在重庆即将解放的最后时刻，蒋介石下令调集800辆汽车入川，北接胡宗南的主力来保卫重庆，刘宗宽得知此事后，立即安排二野情报人员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护照，化装成国民党军官通过重重防线，顺利将情报送达二野前线指挥部，解放军得报后立即加快进军速度，使胡宗南的第一军刚运到重庆，尚未及展开，就被击溃了。

到11月28日，蒋介石与张群等人仍不知道刘宗宽的真实身份，将率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官兵往成都撤退的重任交给了他。刘宗宽命令总务处长率先领队出发，自己则躲了起来，到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才公开站出来迎接解放大军。

1992年7月29日，刘宗宽逝世，享年87岁。他生前先后担任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和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