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70大寿，毛主席决定率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去祝寿，并就两党、两国之间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和签订有关的条约、协定。这一重大外交活动，立刻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

毛主席出访的消息公布后不到两个小时，国民党北平保密局潜伏下来的电台，就向台湾当局拍发了密码电报，紧急报告了这个重要情报。这份密报被公安部门的反特监听台及时从空中截获，并且准确地破译出其令人惊心动魄的内容，立即上报给中央。

当这份“绝密报告”送到毛主席的案头，毛主席阅后当即批示:“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接到毛主席的亲笔命令后，公安部第一副部长杨奇清马上召集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有关人员，进行了研究和布置，要求大家全力以赴，如期完成任务。

老侦查员从书中悟出线索

曹纯之是公安部一位有名的老侦查员，外号“一堵墙”，意思是只要他出马，就没有冲不上、拿不下、破不了的案子。他有个睡前看书的习惯，便顺手从枕头旁边的书堆里抽出一本《政治经济学》。他突然想到，当特务，就得领取活动经费。台湾当局不可能直接给他们送钱，就要通过香港等渠道给他们汇钱。

对！查汇！曹纯之翻身起床。他匆匆敲开睡他隔壁房间里的侦查副科长成润之的房门，吩咐道:“快把同志们叫醒，马上布置任务，今晚立即行动，凡是北京能办兑汇的所有银行和邮局，统统进行秘密检查。”

但是，到晚上汇总情况时，在全市的所有国外汇款收受人员名单中，竟没有查出一个可疑对象。这出乎意料的结果，如同给曹纯之浇了一瓢冷水，他失望极了。

汇总情况后，他立即把情况报告了杨奇清。杨奇清认真听完汇报，当即指示曹纯之:“到天津去！狡猾的敌人怕被抓住尾巴，很可能把钱汇到天津。”

第二天，曹纯之独自乘坐早班车到天津。他立即找到了天津市公安局二处处长阎铁。阎铁立即布置，果然很快查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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