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金日成

二、关于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虽然由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和苏联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10月1日至18日期间，中国派兵赴朝作战的行动一再受阻和出现反复，但毛泽东本人的决心从来没有改变。 在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和高岗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黄昏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称美国正在朝鲜继续增兵，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控制咸兴和新安州。至于后勤问题，仅提出志愿军入朝后一律使用朝币，以后再按比值偿还，所用柴草一律由当地政府采购，按市价提供。朴一禹还说，目前金日成在德川，金的意见是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就涉及到了对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显然，由朝鲜人来指挥中国军队是不现实的。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

彭德怀当然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人对朝鲜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一切无长期打算，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从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等等。后来彭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 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兵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此时还不宜提出。于是，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彭处保持联络。 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 特别是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如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24师时，遭到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问题。但商谈3天的结果令人失望:1、开辟敌后战场问题，由于什特科夫坚决支持中国方面的主张，决定派方虎山和崔仁两个军团深入敌后，金日成对此勉强同意。2、两军配合问题，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3、朝鲜严重虐待俘虏，甚至殃及英、美使馆人员的问题，彭德坏对此婉转地提出了意见，金日成收下彭介绍中国战俘政策的亲笔信后，未置可否。4、对待逃避兵役的朝鲜平民问题，金日成同意志愿军帮助召回逃跑者，但实际上准备以反叛罪名对这些人进行武装围剿。 在此期间，彭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6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125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第7师5000余人又与125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

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一方面请中朝两军最高指挥官直接面谈，协调双方立场，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见，以求得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