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发后:历史学家翦伯赞为何自杀?
2008年04月22日 07:42书摘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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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翦伯赞的情况可想而知。“学术讨论”迅速演变为政治上的大批判。翦伯赞被扣上“反动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他的观点被诬为“中间观点”,对封建地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

邓广铭如是说

1966年夏,北京大学一片炙热,成为全国的焦点。5月25日下午,在康生等人的指使下,聂元梓等7人炮制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了出来,迅猛地形成一股热浪,由北大传往全国。此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北大党委和校长、党委书记陆平以及党委副书记彭珮云。康生的意图是:“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正在杭州的毛泽东,于6月1日从《光明日报》总编室合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看到此大字报,马上批示康生、陈伯达:“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8]如此一来,虽然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受到北大许多师生的批驳,也受到中央不少领导同志的抵制,但在毛泽东绝对权威的支持下,《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载,并配发了王力、关锋、曹轶欧执笔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样,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6月1日后,一下就轰开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局面。首先是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紧接着是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直指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学校党组织旋即陷于瘫痪状态,出现了乱批、乱斗、打、骂、查、抄等违法乱纪现象。

在北京大学,因为翦伯赞是毛泽东亲自点名的人,所以“待遇”很高,仅排在陆平、彭珮云两位校领导之后,接受严厉的批判。

7月25日,康生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声嘶力竭地喊:今天做什么?怎么做法?斗争黑帮陆平、彭珮云,怎么斗法?还有翦伯赞、冯定一类的怎么斗?怎样批评?……

7月16日,康生又在北大发言,煽动群众的情绪,大声地喊着:五十多天来,没有发动你们揭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斗陆平要靠你们,大家怎样斗陆平、彭珮云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斗了他们,下一步干什么?要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斗翦伯赞、冯定的情况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张承先了解呢?是你们看翦伯赞的书多呢?还是张承先多呢?把资产阶级“权威”斗倒了,那下一步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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