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发后:历史学家翦伯赞为何自杀?
2008年04月22日 07:42书摘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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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1898年生于湖南桃源县,维吾尔族。他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26年参加北伐,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出生入死,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突出的贡献。建国后,翦伯赞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更加愉快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发展事业当中。

翦伯赞最大的贡献在史学方面。早在抗战前,他便致力用马克思主义统帅史料,为开辟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研究并传播唯物史观,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卓著的功绩。无论解放前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还是解放后面世的《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史纲要》(主编)等著作,都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翦伯赞主张: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严格按照历史实际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史论结合,言之有物。他重视史料的整理和应用,抵制唯心史观及虚夸学风。他敢于说真话,坚持自己的良知,勇于顶住恶势力的进攻,声张正义。因此,在黑白颠倒的年代,翦伯赞就无法避免一场悲剧性的结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记载:“1961年,翦伯赞针对学术界一些脱离历史条件的错误研究倾向,重申了他一贯主张的历史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研究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反对狭隘地理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从以上三段文字,大体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况。翦伯赞捍卫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对抗的是当时的“理论权威”康生与陈伯达。他坚持正确观点越坚决,抨击错误观点越尖锐,就愈发引起康生、陈伯达之流的仇恨,隐患也就越大。从此时起,有人已暗中收集翦伯赞的“黑材料”了。

1965年年底,山雨欲来风满楼,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变得阴晴不定,毛泽东已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的次日,11月11日,《文汇报》的记者便来采访翦伯赞。翦伯赞严厉批评姚文元“粗暴”,是“打棍子”,是“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同时指出:“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如果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毛泽东要以此作为突破口,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不久,光明日报编印的两期《情况简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说:“他(指吴晗)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毛泽东看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指出:“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5]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12月21日,毛泽东就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人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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