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大家都迫切希望邓小平(他比叶剑英又小7岁)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如果说1935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那么在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我们党中央的领袖地位就确立起来了。邓小平获得这样的地位，当然主要由于他本人的品德、能力和广大干部与群众的爱戴，但是年高德劭的叶剑英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为全会做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今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召开20周年。经济学家于光远是这次历史转折的见证人，他说：“我和耀邦也参加了主题报告的起草，主要观点都是邓小平的。那些日子，小平、耀邦分别同我有四次长谈，我是消息比较灵通的人，有责任把我知道的历史真相告诉人们……”
叶剑英掷地有声——“老虎屁股要摸得”
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功，叶剑英功不可没。他提出“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他对小平的鼎力支持以及在会上提出要培养接班人的建议，与会者都能理解他的用意。他关于民主与法制的许多精辟论断，即使今天也很有价值。
叶剑英讲话的起草准备
叶剑英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集体领导。叶剑英是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党中央副主席，是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务委员之一。这五个常委是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叶剑英在常委中名列第二。
叶剑英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行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决策者之一，在1976年10月6日这一天，又亲临现场。对粉碎“四人帮”叶剑英立了大功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多，在叶剑英传记电视纪录片中就有这个情节。但是叶剑英在1978年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所做出的贡献，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到。在纪念三中全会的时候，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和科学工作者，我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历史的事实写出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这重要的一页上应写下“叶剑英功不可没”这几个字。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是个消息比较灵通的人。关于叶剑英的讲话的准备，我当时就从胡耀邦那里听到一些情况。我听说叶剑英很早就要胡耀邦找人为他起草大会讲话稿，这个稿子在叶剑英手里。临近会议闭幕时他自己还在动脑筋考虑如何修改，由他的秘书动笔。还听说他想着重讲民主法制。叶剑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认为由他讲这个问题最好。
在11月底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叶剑英同志(他是我在北平《解放日报》工作时的老领导，我不怕冒昧打扰他)，对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工作和对全国人大的工作提了三点建议，并且从法学的观点批评当年五月召开的一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把“恶毒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列为“打击的重点”的错误做法，指出“文革”前无论在我国的刑事立法或刑事审判实践中，都没有“恶毒攻击”这一罪名，认为这样的规定有害。信发出后接到他秘书的电话，说叶剑英对我表示嘉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