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妇女部

1935年9月，队伍长征快到陕北时，蔡畅大姐找我谈话，说：“中央到陕北后要建立全国性妇女组织机构，组织打算要你担任妇女部长，你和危秀英两人到中央妇女部工作。”

我很吃惊，说：“我怎么能当这个（妇女部长）呢？我没有文化，当不了。”

蔡畅大姐坚定地说：“你当不了也要当，不会当可以学嘛！长征这么难，你不是也走过来了吗！”

后来，长征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我们随着中央红军大部队，从下寺湾直接到这里的。群众手举红、蓝色的三角纸旗欢迎我们，敲锣打鼓，十分热烈。老乡们手捧大红枣儿，送给我们，那枣很甜呀。

我们红军的队伍很特殊，战士们有的赤着脚，有的打着裹缠，有的长裤变成了短裤，有的腿上、胸前裹着麻袋片或羊皮，负了伤的拄着棍子，挎着绷带行走。担架上面铺着草，但没人坐。骡子、毛驴都驮着箱子之类的东西。还有女同志背个竹篓子，里面放着孩子。虽然如此，但队形整齐，枪都扛在肩上，不时给欢迎的群众敬礼，唱着歌曲，精神抖擞。我们要给陕北民众一个好的印象。

到瓦窑堡之后，我就按照组织安排，开始在中央妇女部工作。妇女部是中央组织部下设的机构。那时，我任部长，危秀英任副部长，还有两三个青年当秘书、干事。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了扩大会议。这个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它意味着要实现从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转变，我们要打日本鬼子了，抗击日本的侵略。

会后，我们妇女部传达学习了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等重要文件。根据新的形势，我们妇女部积极开展妇女工作。

到了陕北不久，蔡畅大姐、李坚真大姐就催促我去检查身体，她们被我过雪山时的大吐血吓坏了。马海德医生给我做了检查，他说我身体不好，面黄肌瘦，极度虚弱，要我完全地休养一段时间。蔡畅大姐、李坚真大姐听说后，就命令我一定要完全休息。我不同意，就和她们争呀、吵呀，说让我工作比什么药都好。最后，她们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我继续工作。

我和危秀英等妇女部的同志，经常背着包下乡去搞调查研究。因为刚到陕北，对这里的风俗习惯不懂，对妇女的处境也没有了解，我们就下乡调查了解陕北妇女的情况。那时，冬天冷风刮得很厉害，还夹着沙土，打得人脸疼，我们就找块布围着头。但不管怎样，我们下乡的工作不能耽误。那时候山里的野鸡很多，当我们从荒山野岭的草丛矮林旁走过时，经常从脚下窜出来几只野鸡，叫着从头上飞过，吓人一跳。危险倒没有什么，就是晚上，听到远处传过来呜呜的狼叫，还真让人害怕。

之后不久，蔡畅大姐调任陕西省庆阳县委书记。一天，当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找我谈话。说：“蔡畅大姐到庆阳去工作了，她那里很需要干部，你到她那里去工作可以吗？”我很敬佩蔡畅大姐，当然很高兴和大姐一起工作，经组织批准后，就到庆阳县委任组织部副部长，陈时夫是部长。在庆阳县，我协助大姐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选拔干部，工作顺利，心情特别舒畅。我年轻，好说好动好热闹，但对工作是非常负责。蔡畅大姐、李富春对我各方面都很关心，我的工作能力也有了较大的提高。

在庆阳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又调到中央妇女部任巡视员，继续做妇女工作。

《妇女同志到生产战线上来》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交通闭塞，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很苦。农民吃的就是土豆、小米，经常要吃野菜，三顿都能吃饱土豆就算好的了。住的是黑乎乎的窑洞，窑洞里面的炕冬天还挺好，下面烧柴火很暖和，上面盖一床薄薄的被子就可以啦，夏天又很凉快。我们刚到陕北时，大多住在逃亡在外的地主、豪绅的家院和商号中。炕不多，有时就铺干草睡在地上。我们是南方人，生活习惯与北方不太一样。由于经常吃高粮、土豆，把胃都给吃坏了，经常胃疼，也是在这里，我得了胃病。

在陕北，睡觉、吃饭都是在炕上，炕上铺一张席子，放一张小桌子。我们去了，也学群众的习惯，与他们一起在炕上学习、开会，和妇女们拉家常、话年景，并给她们讲革命道理，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们基本了解了陕北妇女的情况。陕北妇女很苦，从小就缠足、穿耳朵，不能随便出家门，外出时头上要戴面纱，骑在毛驴上都要把脚藏起来。婚姻更没有自主权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还要挨打受气。地理条件、自然灾害、封建压迫和保守思想使这个地方显得要相对落后些，妇女解放的任务也更艰巨些。

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不是羞耻而是光荣。陕北的女人在劳动方面主要是纺纱。陕北妇女很少出门下地去劳动。她们在家里挺勤快，但是犁地、耙田这些下地的活儿，她们很少会做，而且也不敢做。当时群众很迷信，说“妇女犁地、耙地要遭雷打”。我们想，妇女们不能到地里去，我们的部队要扩红，男青年都当兵去了，生产谁来搞啊？还不把地都给荒了，吃什么呢？这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