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首页 手机凤凰网 新闻客户端

凤凰卫视

“乔答摩”没有必要“规范”为“果德玛”

2012年11月18日 06:19
来源:东方早报

原标题:“乔答摩”没有必要“规范”为“果德玛”

翻译巴利三藏,首要的问题就是译名,若真是严格遵循中国佛教协会南传工作委员会今年6月1日公布的《中国上座部佛教专有名词巴利音译规范表》行事,势必寸步难行,且会严重损害译文的质量。

徐文堪

《汉译巴利三藏·经藏·长部》

段晴等译

泰国法胜大学协助证义

中西书局

2012年8月第一版

591页,120.00元

在上海书展上,有机会看到北京大学段晴教授等与泰国佛教学者合作完成的《汉译巴利三藏·经藏·长部》,这是汉语佛教研究者研究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一项新收获,令人高兴。

所谓“巴利三藏”,指用巴利语记录的南传佛教上座部经、律、论三部分佛教典籍。巴利语是一种中古印度雅利安语,像各种印度俗语(Prakrit)一样,虽然与梵语关系密切,但并非起源于梵语。关于巴利语的性质,按照斯里兰卡的传统说法,被当作摩揭陀语(Māgadhī),即佛陀当年所说的语言,近代各国学者对此争论多年。但实际上,巴利语也有可能是在古代印度北方各种方言混合的基础上产生,是一种在佛典结集时“创造”的语言。因为巴利语是一种语言而不是文字,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用僧伽罗字母、缅甸字母、泰文字母、天城体字为载体或以拉丁字转写的巴利圣典。

在现存各种语言的佛典中,巴利语佛典被认为最古老,对于研究原始佛教和上座部佛教最有参考价值(参阅郭良鋆著《佛典和原始佛教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5页)。巴利三藏以《律藏》开始,由“经分别”、“犍度”、“附随”三部分组成。《经藏》分为《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小部》等五部。前四部与汉译《四阿含》相当;《小部》中除一些零星的单品之外,大都没有译成汉语。《论藏》是对经法的解释,包括《法聚论》、《分别论》、《界论》、《人施设论》、《论事》、《双论》与《发趣论》共七部作品。此外,巴利语佛教文献还包括许多藏外典籍,如各种注释和义疏,还有《岛史》、《大史》、《弥兰王问经》和《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以及辞书、语法、诗学与修辞学著作等等。《清净道论》是统摄巴利三藏的最重要作品,作者为觉音(Buddhaghosa,约公元五世纪中叶)。此书已由叶均(了参法师,1916-1985)译为汉文,中国佛教协会1981年印行。

目前比较完整的巴利三藏原典有斯里兰卡版、缅甸版、泰国版。斯里兰卡版是1960-1970年代由政府赞助出版的,从1991年开始输入电脑,1994年全部完成,1996年上网,以后又进行了几次更新。缅甸版是该国第六次结集的成果,由印度的内观研究所(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进行电子化。泰国版内容包括三藏及其泰译,还有注释书,已制成光盘,也开发出网络版,网络版具有拉丁字、天城体、泰文、僧伽罗文等四种字体的显示功能(有关详情和各种网络版网址,见蔡奇林《网海一滴:网路上的巴利教学与研究资源举隅》,《佛教图书馆馆讯》第40期,2004年12月,第21-35页;《巴利数位文献资源的现状与未来》,“佛学数位资源之应用与趋势研讨会”论文,台北,2005年9月,第1-23页)。

欧美国家和日本对巴利佛教文献的研究也有悠久历史。限于篇幅,早期的工作这里暂不涉及,只从李斯·戴维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1843-1922)谈起。戴维斯于1843年5月12日生于英国,青年时代去德国布雷斯劳大学学习梵文,后曾在锡兰任职。1881年他倡议成立“巴利圣典学会”(Pali Text Society),主持会务长达四十余年。学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各国学者无偿地编辑整理巴利佛典。1882年,《巴利圣典学会会报》(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创刊,直到现在,该刊仍主要刊登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巴利圣典学会成为国际上公认的最权威的巴利佛典研究和出版机构。戴维斯去世后,学会由他夫人卡洛琳(Caroline Augusta Foley,习称“戴维斯夫人”,1858-1942)接替管理。在她之后,一些著名学者如霍娜(I. B. Horner)、诺曼(K. R. Norman)、贡布利希(R. Gombrich)等,都曾担任学会会长。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对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研究也逐渐兴起。1936-1941年,依据巴利圣典学会的校刊本和英译本,由高楠顺次郎(1866-1945)监修,翻译出版了《南传大藏经》六十五卷共七十册。除巴利三藏之外,还收入《弥兰王问经》、《岛史》、《大史》、《清净道论》、《摄阿毗达磨义论》和阿育王铭文等。以后还编纂了日译南传大藏经的详细索引,并且出版了一些新译本,新译了若干以前未译的典籍。

把巴利三藏译成中文,近代以来一直是不少中国佛教学者的愿望。1943年成立了“上海普慧大藏经刊行会”,原本计划出版北传、南传全部佛典,但未能实现,仅仅从日译《南传大藏经》中把六册转译成汉文。直到现在,从巴利语直接译为汉语的南传佛典,只占原典的极小一部分,除前述叶均先生所译《清净道论》外,主要有以下译作:汤用彤(1893-1964)先生译的《南传念安般经》,法舫法师(1904-1951)译的《三宝经》、《吉祥经》、《南传大悲经》,了参法师(叶均)译的《南传法句经》、《摄阿毗达磨义论》,季羡林(1911-2009)先生的两位高足郭良鋆女士和黄宝生先生合译的《佛本身故事精选》,郭良鋆译的《经集》,邓殿臣(北京外国语大学僧伽罗语专家,1940-1996)教授译的《长老尼偈》、《长老偈》,巴宙(1918- )先生译的《南传大般涅槃经》、《南传弥兰王问经》,韩廷杰(1939- )先生译的《岛史》、《大史》,等等。目前唯一比较完整的巴利三藏汉译本,是由台湾元亨寺“南传大藏经编译委员会”组织翻译的《汉译南传大藏经》,但仍然采用从日译本转译为汉文的办法。这套译本流通很广,但译文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巴利圣典学会就开始尝试把巴利原典数字化,但由于当时技术条件尚不成熟,加之人力、经费限制,最终放弃。1989年,泰国法身寺基金会启动了巴利圣典学会版巴利原典的光盘制作工作。1996年4月,法身寺与巴利圣典学会签订合约,正式发行巴利佛典光盘1.0版,现在已经开发到2.5版。2008年,法身寺法胜大学致力于新的巴利三藏校勘工作,邀请斯里兰卡、缅甸、泰国二十位精通巴利语的比丘和全球知名巴利语学者前来参与和指导,并拟把各种巴利贝叶经资料整理、编目并实现数字化。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经泰国在北大的博士留学生居间联络协调,决定与法胜大学的上述项目进行合作。2009年8月,北大王邦维教授、段晴教授和萨尔吉副教授赴法胜大学签订了双方合作意向书。

北大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隶属该校外国语学院与东方学研究院,成立于2004年。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调查、整理、研究我国收藏的梵文写本和各种古代西域语文写本,从事南传巴利语大藏经的汉译,启动《梵汉大词典》编纂,逐步建立梵、巴、藏、汉对勘文献数据库,并为西藏培养研究梵语写本的专门人才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该所至今已有五名博士研究生毕业,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并且正式出版了《梵文写本〈无二平等经〉的对勘与研究》(范慕尤著,2011)、《〈中论颂〉与〈佛护释〉——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叶少勇著,2011)《〈中论颂〉——梵藏汉合校·导读·译注》(叶少勇,2011)、《梵文基础读本——语法·课文·词汇》(季羡林译,段晴、范慕尤续补,2009)等专书,“新出于阗语及梵语文献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亦将于今年内问世。研究所研究人员和学生都受过系统的梵语、巴利语训练,熟悉印度学、佛教学领域的基础知识和相关文献,了解和掌握现代国际学术规范,适合从事南传巴利佛典的汉译工作。

综观《长部》译本,有以下几点值得介绍:

第一,底本可靠。译经根据法胜大学提供的巴利圣典协会最新精校巴利文大藏经,参考觉音等著名论师所作注释及英译、日译等多种文本,尽可能吸取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第二,选择《长部》先译。巴利语藏经以《律藏》开始,但《经部》最能体现原始佛教的教义和思想体系,而且汉译大藏经中广泛流传的《大正藏》以《阿含部》居首,所以如此处理。

第三,汉译文不涉及各种文本的对勘。除汉文《长阿含》诸经外,中亚等地区也出土过梵语《阿含经》写本,有的还有对应藏文本,各国学者已经做过许多汉、藏、梵、巴的对勘工作。书中对这些未予涉及,只是在注释中对一些必须说明的问题作了简要解释,以帮助读者理解。

第四,体例严谨,译名处理恰当。翻译此类经文,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对古代异域的概念、名物、习俗等词汇如何用汉语表达。书中对古代既有音译又有意译的译名,倾向采用意译。如Ambalatthikā,前贤有译作“庵婆罗林”的,新译采用意译“芒果树园”,容易让人理解。凡遇为人熟知的古译名,新译不再依据巴利语给出新的音译。如佛的名字“乔达摩”,系据梵文译出,古来已有,不再改译。又如“帝释”,本是意兼音的翻译,现可译为“众天神之王释迦”,但“帝释”已约定俗成,也不再改。这些语词,通过千余年来的佛经翻译,已经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若另出新词,反觉生疏。为便于读者对照,书后附巴利语-汉语及汉语-巴利语译名对勘表。

第五,书前有段晴教授所写长篇导读——《探径于〈长部〉》,对《长部》三品(《戒蕴品》、《大品》、《波梨品》)共三十四部经文作了全面介绍。

全书用流畅、规范的现代汉语译出,既可供专业人士参考,也可供一般读者阅读。参加该书翻译的有九位汉族、藏族学子,笔者在此衷心盼望译经团队继续不懈努力,勇猛精进,一切善愿皆悉成就,并以此福德报国土恩,报众生恩。

笔者最近在媒体上得知,中国佛教协会南传工作委员会于2012年6月1日公布了《中国上座部佛教专有名词巴利音译规范表》,表的说明称:为了促进中国上座部佛教尽快纳入南传上座部大传统,也为了避免中国上座部佛教弟子在使用音译巴利语专有名词时出现混乱,经过五年半不断摸索和实践,并采纳多方意见,制定了这个规范表;推广和实行巴利语专有名词的巴利汉文音译,是在中国佛教界普及巴利语,把巴利语因素融入中文佛教用语的具体举措,故要求中国上座部佛教弟子共同参与和促成此举。制定这个“规范”可能出于良好用意,也符合现在我们常说的所谓“与国际接轨”的精神。“规范”要求翻译时尽可能采用音译,虽也允许在某些情况下随顺古译,如Buddha仍译为“佛陀”,不出新译,但从“规范”表中给出的例证来看,已经有一些不妥之处。如十分常见的“乔答摩”(巴利语Gotama,梵语Gautama),现在规定改译“果德玛”;“摩揭陀”(巴利语、梵语Magadha),现规定改译“马嘠塔”,完全没有必要。尽人皆知的“阿育王”(巴利语Asoka,梵语A■oka,古音译“阿输迦”等),现规定改译为“阿首咖”,并加说明云:“许多字音也会根据具体情况而稍作变化。如Asoka(阿育王),以相对应的汉字拼译出来为‘阿索咖’,但实际音译为‘阿首咖’。”实在是不知所云,让人看了莫名其妙。翻译巴利三藏,首要的问题就是译名,若真是严格遵循“规范”行事,势必寸步难行,且会严重损害译文的质量。“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为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荀子·正名》)古人早已认识到语言有其使用规律,希望“规范”的制定者考虑,切不可草率从事。

我国是汉传、藏传和南传巴利语系佛教都存在的国家,云南则是中国境内流传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唯一省份,有傣、布朗、佤、德昂等族信仰南传佛教,其中人数最多、最有代表性的是傣族。根据云南大学姚珏博士的田野调查,傣族巴利语佛典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傣族所用的巴利三藏与三藏注疏,二是从巴利三藏中遴选、编写而成的傣族常用巴利语经典,三是傣族自己创作的《本生经》之类作品,所用的语言有傣语也有巴利语。但长期以来,由于通晓巴利语、梵语和佛教学的研究者极其缺乏,对这些典籍的整理、编目、校勘等工作都开展得极不充分,国际学术界对此也缺乏了解,也没有什么相应的研究成果。解放以后,有一批民族语言和文化研究者,如罗美珍、王敬骝、陈相木、张公瑾等诸位对傣文及其文献进行了调查探索,云南当地出版社也出版了如《贝叶文化论》等相关著作多种,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相对于数量庞大的文献来说,这样的研究还极其薄弱。可喜的是,从2006至201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数量达一百卷,共一百一十四册的《中国贝叶经全集》,陆续向海内外发行,这是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经典的首次选编集粹。该书以贝叶经原件扫描图像、老傣文、国际音标、新傣文、汉文直译、汉文意译六对照的方式编纂结集,被誉为“研究我国南传佛教的空前盛举”(详情请参阅周娅女士的文章《〈中国贝叶经全集〉九大问题述略》,载《思想战线》2007年第6期,第67-73页)。但不能不指出,这样的结集和出版编纂工作只是初步尝试,还比较粗糙,特别是没有与现存其他巴利语文献进行系统的比较对照,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在此,笔者建议云南有关方面与北大团队以及泰国佛教学术界开展合作,对傣族佛典逐渐进行更加深入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弄清傣族巴利语文献的源流、版本及在内容方面的特点,以新的成果贡献于世界佛教学界。 ■

标签:巴利 利语 三藏
打印转发
 
3g.ifeng.com 用手机随时随地看新闻 凤凰新闻客户端 独家独到独立
  • 社会
  • 娱乐
  • 生活
  • 探索
  • 历史

商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