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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庵的法治人生

■ 侯欣一

李木庵(1884-1959)湖南桂阳人,字典武(午),原名李振堃,又名李清泉。出生于殷实的农家,自幼聪慧,15岁考取秀才,后负笈求学于京师,1909年毕业于京师法政专门学堂完全科,为中国最早一批接受过现代法学正规教育的专业人士之一。京师法政学堂是晚清改法修律过程中创办的,师资水平还行,管理也较为规范。良好的学习环境及条件,不仅使李木庵系统地掌握了现代法学知识,也奠定了其一生的法治理想。毕业后留校任讲习,从事法学教育,开始了其艰难曲折的法治人生。

民国初兴,李木庵也受到了鼓舞,转行做起了法律实务,希望以自己所长而国家所短的法律知识服务国家与社会。任广州地方检察厅检察长,不久即受人排挤而离任,到京津一带做律师,筹建两地律师公会。1914年又转道福建,出任闽侯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李木庵的这次转行不成功,法治理想受到了第一次打击。尽管此时国体已经更张,但人治的传统和官场的黑暗却都依旧,他的抱负并无施展的空间。不愿同流合污的李木庵选择了卸职回京赋闲。

在此后若干年中,李木庵对法制本身似乎不再关心,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其实是在为法治的实现寻求更广阔的政治背景。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又投身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一系列攻城拔寨的战争。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工作,数度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1935年,到西安参与创设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参与推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1940年11月辗转到达延安。

李木庵名气大、资格老,但在党内并无多大影响和人脉,因而边区政府对其较为客气,奉为座上宾,委以了边区政府法制委员,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长等闲差。但初来乍到的李木庵,对延安和边区的一切都感到十分新鲜和兴奋,沉睡了多年的法治理想又被唤醒。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制度是在原苏区根据地司法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与清末以来历届政府所推行的精英化司法有着明显的不同,特点是革命化、程序简单和人员非专业化等。这样的司法制度在接受过现代法学教育的李木庵看来实在是有点太过业余了。

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由李木庵代理院长,他抓住这一时机顶着巨大的压力,大刀阔斧地对边区司法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内容涉及到很多方面,总的原则是完善诉讼审判程序,规范审判方式和过程,适当强调审判独立。至于改革的目的,李木庵在上任初所写的一份报告中讲得极为明白,就是要“肃清游击主义的残余,建立革命秩序,养成法治习惯”,同时“建立适合边区的司法制度”,“使边区人民获得法律的保障。”实事求是地讲,李木庵这番话确实切中了边区的要害。但让李木庵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改革受到了原司法人员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高层的不安。反对者把这次改革上升为政治斗争,并利用延安整风的机会,从组织上对李木庵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在中国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与反党挂上了钩,其政治命运也就走到了头。1943年底,李木庵只得以身体有病为由,辞去边区高等法院代理院长的职务,改革以失败而告终。1944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以政府工作总结的方式正式对这次改革从政治上做了定性:这次司法改革是一些旧的法律工作者,“脱离边区实际和边区人民的需要”,“照搬旧型司法制度和旧型法律”的结果,核心是要“司法独立”,改革导致“人民的正当权益或有遭到损害,而破坏分子的不法行为或且反获宽容”,并给边区司法工作带来了“坏作风”。

这次事件对李木庵的法治理想打击实在太大,他开始心灰意冷,给当时边区司法工作的实际领导人谢觉哉写信,以身体衰弱为由,要求辞去一切与法律有关的工作,谢觉哉为此专门作诗勉励:虎虎李夫子,出山才十年;正宜歌破浪,未许赋归田;政易法须革,诗成史共编;待增齿发健,岁艳续魆弦。

新中国成立后,李木庵任司法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建国初期,国家气象万千,具有诗人气质的李木庵法治理想又一次被点燃。他积极地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等起草工作,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人生的最后余热。但不幸旋即又接踵而来,1957年反右运动中李木庵再次受到严重冲击,彻底结束了其不幸的法治一生。

(作者系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百年法律进程中的人和事

 
标签:李木 边区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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