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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历史远去的中南海居仁堂(1)

2011年11月07日 14:36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文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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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仁堂的前身海晏堂

张宝昌 口述 张事贤 整理

1956年中央书记处急需用房,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同意,对居仁堂进行简单修葺布置用来办公。可居仁堂毕竟年久失修,只用了4年,二层东侧主墙就开始开裂,至1964年实在不能再用,只能作为危房拆除。如今,居仁堂已随历史远去半个多世纪,在居仁堂发生的那些故事也即将被历史所淹没。所幸的是,近日终于寻得44页的居仁堂“招待工作日志”,这勾起了我50多年前在居仁堂当现场招待服务员的记忆(本文摘自《百年潮》2011年第10期)。

一幢老房的前世今生

居仁堂前身叫“海晏堂”,是清朝统治者为了讨好洋人而建造的一幢欧式楼房。据史料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垂帘听政的慈禧常住“海晏堂”,并在此举行过5次外交活动,接见过外国公使的夫人等。中央警卫局主管园林和古建筑的老人崔振弟说,解放前,他因工作需要,对居仁堂做过实地考察,结论是在中南海众多的古建筑中,之所以要在最好的中心地段建造一座既不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又不符合封建礼数的西式洋楼,说到底,除了慈禧屈服于外国列强的压力之外,更多的是她“皇权至上”,穷极享乐之能事罢了。“海晏堂”完工那年,慈禧已69岁高龄,但集大权于一身、过惯了荣华富贵生活的“老佛爷”,自然追求吃得更好,穿得更好,玩得更好,睡得更好,有更好的室内条件,有更多的人服侍她、奉承她的生活。而新落成的新洋楼“海晏堂”正具备这一切,别的不说,光各种用途的厅室,就多达100余间。挂在廊柱上的两块鎏书匾额,据说是慈禧的至爱,可惜我只记得其中两句:“春日清风暖”、“绿叶发华滋”。然而“海晏堂”并没有给这位皇太后带来多少“暖”和“滋”,4年之后,她也和普通人一样撒手而去。

1911年,统治中国267年的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轰然倒塌。“海晏堂”随即易主,盗取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成为这里的主人,并将其改名为“居仁堂”。1915年,袁世凯一心要当皇帝,于同年12月13日竟在居仁堂建起他的所谓“洪宪”王朝。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仅仅两个多月,“洪宪”王朝在全国人民一片反对声中倾覆了。袁世凯被弄得灰头土脸、急火攻心,病倒在居仁堂二楼的大铜床上,并一卧不起,很快就带着皇帝美梦死去。之后,居仁堂便成了新权贵如冯国璋、曹锟等人的居所。抗战胜利后,又成了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办公室和“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指挥所。

1949年,中央军委从北平西郊香山迁入居仁堂办公,但时间不长,也没进行大修。现存两张“居仁堂前楼(第一层、第二层)平面图”,是1956年6月1日绘制的。接下来,就是居仁堂的新人新事了。

中央用房一要实用,二要节省

重新装修后的居仁堂分南楼、北楼,也叫前楼、后楼。前楼,依然分上下两层,共有两个大厅,主室27间,配套用房11间,地板用双层实木铺成,房顶和墙壁以五合板贴面为主,照明是普通灯泡和根管日光灯,没有电梯,也没有古今艺术品摆设,但整体效果比较理想,敞亮,通风,方便,实用。和西楼大厅、国务院小礼堂一样,它体现了当时党中央用房的基本要求——党内用房一要实用,二要节省,通俗地讲就是少花钱,多办事!杨尚昆曾报告刘少奇:按照原来安排,二层是他和中央办公厅几个业务组用的,后考虑到陈伯达、康生和办公厅其他副主任的工作需要,就把业务组调到后楼,杨尚昆自己的办公室改在前楼一层东侧,经中央同意还专门安装了直通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保密电话。西侧为中央书记处专用场所。当时我是室内布置组成员,整天搬扛家具。有人建议两个大厅应铺上地毯,配备软皮沙发,东西墙壁应用字画装饰。意见报上去,很快被首长否定了。结果一切从简,所有大小沙发、椅子、茶几、桌子等全部用旧的,连窗帘都是从别的地方换下来改成的。居仁堂旧房见新、家具依旧的做法,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肯定,毛主席为此特地在居仁堂召开过最高国务会议和举办过一次新年舞会。

不能用嫩玉米做菜,要节约粮食

中央书记处在居仁堂的活动,几乎都是涉及政治军事、财贸经济、文化教育、中外关系等方面的大事。那时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时期,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以及中国和苏联、印度关系恶化,所以工作任务极其艰巨、繁重。我有幸见到44页居仁堂“招待工作日志”,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例如:1961年2月9日,仅书记处成员谭震林一人,从上午9时至深夜12时,连续召开了不同内容的5个会议,到会人数38位。又如:彭真在2月14日这天,除了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会议外,还在居仁堂单独召开了3个会议,连中午回家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得在会议室边开会边吃工作便餐。当时,中央书记处的领导,都常常工作到深夜,实在疲惫不堪了,就换一杯新茶或要一条热水毛巾擦把脸,休息片刻后继续工作。

由于会议多,时间长,因此有烟茶招待,偶尔也由总特灶安排工作便餐。所谓总特灶安排的工作便餐,就是没有酒、饮料,只有主食加四菜一汤(其中全荤一个,半荤半素两个,全素一个)。不设餐桌,就在会议桌上吃。即便这样,总特灶的特级厨师们尽量粗粮细做,粗菜精制。对烤制品,一律坚持使用费时灼热的燃煤灶烤箱,因为它内堂大,温度均匀,烤出来的白薯、热馒头、小烧饼外焦里嫩,格外好吃。师傅们还将原本挑剩不要的粗壮苋菜秆收集起来,剥去薄皮,切成寸段,用姜末爆炒,即成一款鲜软清香叫不出名目的时令蔬菜。首长们对这道“废物利用”做出的菜非常爱吃,夸厨师手巧心细,做事周到。当然,天长日久,师傅们也有挨批评的时候。一次,我们从北京饭店请来一位师傅临时帮忙,他用随身带来的一些刚吐穗的鲜嫩玉米等做了一盘“肉片香菇焖玉笋”。饭后,周总理在擦脸时颇为严肃地对我说:“告诉大师傅,以后不能用嫩玉米做菜,要节约粮食,不能浪费粮食。”散会时,杨尚昆也小声关照我:“回去同西楼厨房讲一声,我们(指在西楼大厅就餐的中央首长)也不吃这道菜了。”

油田的发现让居仁堂笑声不断

1959年,在地质工作者和群众性找矿活动的共同努力下,在我国东北松嫩平原中部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油田,也就是后来的“大庆油田”。20世纪5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并断定中国是贫油国。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确实也提不出有供开采价值的石油储量。党中央格外重视石油的勘探和开采,因为新中国倘若长期缺乏石油,将严重影响工业建设。所以,当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副部长康世恩等带着大包文字材料、图表和一段十多斤重的钻探油芯样品,来到居仁堂向书记处汇报时,把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乐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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