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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立全将军:《西行漫记》“小号手”

2011年10月17日 03:13
来源: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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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陪同朱德委员长视察海军学院,时任海军学院院长(左二为谢立全)

1966年的全家福(左图) 1959年参加将军合唱团时的照片

1950年与战友张富华(左一)家及弟谢立僖(右一)合影,张富华与谢立僖为谢立全带出的170名兴国战士中仅存的两位

《西行漫记》封面著名的“号手”形象

1950年与苏联海军顾问在山字号大型坦克登陆舰上

■编者按:在南京雨花台功德园的红星园里,长眠着唐亮、杜平、饶子健、刘飞、刘先胜、聂凤智等百余位开国将军和老红军。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堪称一部壮丽的史诗,其中的篇章,既有战争年代的叱咤风云,也有和平年代的柔情大爱。《发现》周刊联合《铁军》杂志、雨花台功德园共同推出“红星园·将星闪耀”系列,一一为您介绍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谢立全(1917~1973)原名谢立传,江西兴国樟木乡源坑村人。1929年参加红军,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1军连政治指导员,第3军团师政治部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战爆发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任政治指导员、股长,抗大第3分校大队政治委员。后任广东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副指挥,中区纵队副司令员,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参谋长、代理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政大学大队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师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30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5舰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事学院海军系主任、海军学院第一副院长。1962-1969年任海军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父亲生前从未对外提起过《西行漫记》中那个‘小号手’的故事,只是在给妈妈的信中,讲述了故事的来龙去脉,他说‘人怕出名,猪怕肥,如果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要跌跤子的’。他一辈子都很低调,觉得自己是个‘幸存者’,亏欠着战斗中死去的战友。” 。□本版主笔 见习记者 唐蕾

“月光族”父亲资助战友遗属

“小时候,我们家是典型的‘月光族’。当时父母月工资加起来近500元,已经是高薪了。说来很不好意思,你看我们这唯一一张全家福,”谢立全的儿子谢小朋指着黑白照片对记者说,“孩子们的裤子上都缀着补丁。和别人家一样,我们家也是衣服从老大往下传,到最小的弟弟那儿已经破旧得不行了。连父亲的司机都看不下去了,为我们抱不平。父亲也就一笑了之。”

“我们家的钱主要有两大支出:父亲尽量让长身体的孩子们吃饱吃好;其余的钱大部分被他定期接济阵亡战友遗属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幸存者’,对牺牲的战友始终有一种‘亏欠感’”。

在谢小朋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念念不忘这么几件事:

当初从兴国老家参军时,父亲一次性带出了170个青年,到战争结束时,大多数人都牺牲或者下落不明,最后只剩下两个,这让父亲感慨不已。

长征时,父亲是红3军团5师的青年科长,队伍行到川西高原时,父亲患痢疾掉队了,上级派了5个担架员来抬他,大家咬牙把他背出草地,最后5个人只剩下2个。

还有就是在广东打游击时,很多有文化的进步青年,包括华侨投身到父亲的部队。“像父亲后来长期资助的杨伯母,她的大儿子就是父亲手下的得力干将。杨伯母家原本十分富裕,但她毅然变卖家财支持革命,大儿子为国捐躯后又把其他孩子送到部队。上世纪60年代父亲抱病写作了《珠江怒潮》《流水疾风》两本回忆录,得到了3000元稿费。但除了给当舰艇兵的哥哥买了块上海表外,其余的钱全给了杨伯母。后来听父亲的秘书说,每次老战友来看望他,住招待所、请客吃饭的钱,都是父亲自己掏,有时还要贴路费。有次没钱了,把一个陪伴他多年的德国莱卡照相机变卖了。”

低调“号手” 不愿透露真实身份

“父亲为人很低调,我们小时候读军事院校子弟学校,同学相互比较父母军衔,比领章上有几颗豆。因为父亲只有一颗星,同学们告诉我那是小兵,我回家问父亲,他笑笑说‘我本来就是小兵’。”

低调地称自己是个“小兵”的谢立全,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十分著名的形象,这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塑造的“号手”形象。1979年版《西行漫记》的封面上,那个红旗下吹响军号的战士形象,随着书的发行深入人心。然而长久以来人们不知道他正是谢立全。

1972年2月,斯诺逝世,为了纪念他,当年第五期的《人民画报》上刊登了斯诺生前拍摄的部分照片,其中就包括这张名为《抗战之声》的照片。谢立全看见了这张照片,但是他一直没有提及,直到后来身患癌症,才冲洗了几张《抗战之声》,作为遗产留给子女们。

谢立全在给妻子的信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当时我不是号兵,我是一军团教导营的总支书记(营长何德全),斯诺看我健壮,衣冠比较整齐,又是背了手枪的干部,把我拉去照相的。”

谢小朋告诉记者:“当时斯诺打算拍一个号手的形象,却发现小号手面黄肌瘦、衣衫破旧,而父亲因为体格健壮、身挎手枪被一眼相中了,其实最主要还是因为他身上那套当时并不多见的新军装,这是他刚刚指挥了一场胜仗,上级给的奖品。于是父亲就被斯诺拉去摆了个pose。照片上父亲的号嘴是顶在唇下的,其实他并不会吹号。”

周恩来亲授化装术成功捉敌

“父亲为人低调,打起仗可不含糊。在广东指挥抗日游击队时,化名陈教官,敌伪送绰号‘胡须陈’。父亲12岁参军,1930年4月彭德怀指挥红军第一次打长沙,他是小宣传员,拎着石灰桶,随军进城刷标语。人小又没有军装,没人注意到他。冲进城里发现了一名敌军官,他在背后大吼一声举起手来,那人丢下驳壳枪,头也不回就跑了。父亲就这样走上了革命道路。”

担任指挥员后,谢立全打仗前尽可能亲自侦察,在广东打游击时,因为是江西人,一开口就会露馅,便装成哑巴前往。说起化装这门技术,还是周恩来手把手教的。

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老人,还津津乐道游击队活捉汉奸“飞天鸭”的故事。“飞天鸭”郑东镇是三乡群众痛恨的“地头蛇”,勾结日军,上级决定消灭他。谢立全化装后多次前往观察,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后来在擒拿郑东镇的战斗中,他率主力部队攻入郑宅,却不见郑本人,这时发现有人打开地窖逃跑,谢立全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十只手指戴满金戒指的人正是郑东镇,当场活捉了“飞天鸭”。

“父亲勇敢沉着,多次化险为夷。有时路遇日伪军盘查,他立马把左轮枪插进水稻田,混在农民中弯腰插秧,群众也自发地将他挡住。”

“其实就连斯诺照片中父亲的那套新军装,也是因为父亲指挥了一个漂亮仗,上级奖励的。当时国民党骑兵团偷袭红军西方野战军后方,俘去20多人,把准备做冬衣的棉花、布料一扫光。父亲所在的红1军团教导营决心夜间袭敌,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战斗很成功,解救了同志,还俘获了400多匹战马,当时19岁的父亲一个人就牵了6匹马回来。战后罗荣桓主任动员将马匹上缴,成立了红军自己的骑兵团,奖励了父亲一套新军装。”

老百姓纷纷抓来大公鸡

要为“老陈”治眼病

在敌人面前他是可怕的“胡须陈”,在老百姓那儿,谢立全被亲切地叫做“老陈”。在广东打游击时,一次谢立全的眼球旁肿起来了,严重影响视力。当时部队无医无药,只好找民间秘方,听说用鸡血滴眼,或者用第一胎母乳可以消肿。当地群众把家里的大公鸡都抓来了;而在那种封建的时代,还真有位年轻妈妈自愿献乳,就这样很快治好了眼病。

“父亲做事讲原则,又很善于交朋友,包括敌对阵营和外国军人。1946年根据国共《双十协定》,由美国海军提供大型坦克登陆舰,运送东江纵队骨干北撤烟台,当时美方、中共与国民党方面成立了登舰三人协调小组,父亲是中共代表。最初担任组长的美军代表偏袒国民党,可是那位国军代表私生活不检点常误事,美方代表渐失好感。相比之下,办事严谨、计划周密的父亲,在人格上赢得了美方代表的认同,三方最后达成的协议采纳了父亲的提案,避开了国民党军队的设伏地区。上舰后美军要求航渡期间武器一律锁进船舱,遭父亲等人强烈反对,结果同意自卫武器随身携带,最终安全抵达。”

“4年后父亲出任华东海军第5舰队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的第1大队由6艘美制“郡级”4000吨级登陆舰组成,就是他当年北撤时乘坐过的同型舰,这是由美国政府赠送给国民党海军,最后又通过起义或缴获加入新中国海军。父亲不仅尊重旧海军人才,而且虚心向来华的苏联海军顾问求教,由坐船的变成管船的。”

志同道合的夫妇

“父亲虽然工作很忙,但对孩子的教育却一丝不苟。那时每个星期家里都要开家庭小组会,组长是家中的老阿姨,孩子们轮流汇报一周表现,犯错误的要写书面检讨。父亲还亲手为孩子们做了小板凳,每到周末播放广场电影时,我们就带着小板凳去看电影,不准坐在首长区。”

“我的父亲是自学成才,母亲则是名牌大学高材生,后来投身革命。说起来,他们两人的共同点就是严于律已。父亲去世不久,母亲就主动搬出了将军楼。我结婚时没房,母亲说自己所在的南京体育学院,有名的运动员还住仓库呢,她怎么能去向组织上要房子呢?直到她去世时,单位的领导来吊唁,我才得知母亲在学校里,中午就在办公室书桌上小憩,晚上和女运动员睡在8人间的集体宿舍,小姑娘们怎么吵闹她也不介意。不同的出身,共同的道路,就是他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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